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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调查，大多数人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电信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但对电信改革、电信资费等问题则几乎予以全盘否定，认为如果早一些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电信业发展会更快，电信资费会更低。 其实，电信业的发展与改革，应兼顾国家、企业、消费者三方利益，适度引入竞争对三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在高科技、高投入的电信业，如果过早、过度引入竞争，虽然一时会出现某些业务资费的迅速下降，但对电信业的整体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最终仍将损害公众利益。 将我国与印度电信业发展历程进行对比，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经过10年发展，到2000年，中国电话普及率已超过20％，印度的电话普及率为3％；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接近7％，印度还未达到1％。为什么相近的起点，结果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中印两国电信业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首先着眼于电信发展，在产业规模做大的时候，再逐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进行改革重组；印度则从一开始就期望通过开放市场和引入竞争的手段，吸引国内外投资，加快网络建设步伐，促进电信业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 说到垄断，分析家认为，电信业的垄断经营首先在理论上有其合理性。通信经济学理论认为，电信网络建设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业务之间共用成本比较高，每个用户的平均成本随用户规模的扩大而递减，因而电信业的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非常显著。对于电信、自来水、煤气、电力等自然垄断行业，在由一家企业经营时，才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前，世界各国的电信业几乎都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根本原因。其次，技术进步大大削弱了电信业的自然垄断特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交换和长途传输成本大幅度下降，电信业的进入门槛大大降低，为新的运营商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创造了条件。1984年，美国、英国、日本也相继进行电信改革，打破垄断经营，放松政府对电信市场的准入限制，引入新的竞争者。但并不是说电信业已经不再具有自然垄断性，因为在本地接入这样的环节，仍然很难形成有效竞争。 许多人认为，1999年我国的电信改革对原中国邮电电信总局进行竖切，按业务将其拆分为移动、寻呼、卫星三个公司，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破垄断。部分专家认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选择竖切的方案，应该说考虑到了保持电信网络的完整性，考虑到了市话难以有效引入竞争，也考虑到了竞争格局的形成。 对竖切持反对态度的人，大都以美国1984年对AT＆T的拆分为例，认为中国在电信改革上应该向美国学习。其实，美国在1984年电信改革时，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还未大规模投入商用。而我国1999年电信改革时的技术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出现，电信业务之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可替代性。在这样客观环境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自然不能亦步亦趋地向美国学习。 （郑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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