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电话初装费的取消，月租费是否也取消，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有不少媒体和用户提出，与初装费相比，电话月租费也是不合理的，更应该取消。
那么，收取电话月租费合理不合理？如果不合理，那为什么要收？我们先来看看市场十分完备、竞争十分充分的日本、韩国、瑞典、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都仍在收取电话月租费。由此可见，收取月租费，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既然它在全世界都通行，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行性及必要性。那为什么还有人说它不合理，要取消它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前几年，有人对月租费的收取提出质疑，把安装电话比作集资买公交车，花了集资的钱不算(初装费)，上车时还要买个位子(月租费)，若是坐几站还要再买车票(通话费)。近来，又有人提出，电话用户花了电话初装费，实际上已经把电话设备和该线路以投资的方式买了下来，电话机也是自己买的，不管用户打不打电话，还有必要每月再交纳月租费吗？比如客户在商场，无论购物与否，商场都处在正常的运行状态，每时每刻都在为顾客提供消费准备，那么它也理应收取一定的月租费，为什么商场不收呢？
乍一听，收取初装费、月租费似乎不合理。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此议并不恰当。首先，收取初装费合不合理本不值得讨论，初装费属于政府性基金项目，专项用于电信建设，以改变我国电信落后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讲，电话初装费是国家实行的一种税收政策，税收政策是权力的象征，不存在合理不合理的问题，这是其本质决定的。
发展实践证明，如果没有这项政策的支持，就没有我国电信事业的飞速发展，我国也不可能仅用十几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电信发展历程，发展成为拥有世界第二大网络规模的电信大国。同时，我国电信事业发展不能和集资买车完全依靠集资相提并论。虽然我国电信业近20年来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收取电话初装费和邮电附加费这项政策，但它们的最大功能在于电信业发展的启始阶段和对市场需求的杠杆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1999年底，“两费”共筹集电信建设资金2500亿元，仅占整个电信业固定资产原值的30%左右。以中国电信当前6000多亿的固资来计算，电信初装费和邮电附加费共筹集的建设资金最多也只占1／6左右。若包括电信重组前形成移动的固资总体计算，所占份额就更少了。可见，电信建设不是按“集资方式”建设的。
其次，对于月租费合不合理，为何不想想当您装上电话后所享受的服务呢？用户装上电话后，拥有电话设备和独立、惟一的号码资源，不仅可以随时使用，而且即使在不打电话时，电信部门每时每刻都在为用户提供通话准备，以保证用户拿起电话时就能迅速接通。无论用户是不是在打电话，电话线路都保持在服务状态，设备24小时在运转，因此用户理应交纳一定金额的月租费。
第三，交纳月租费用户就独享电话，而上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就无须交纳月租费。打公用电话不交月租费，是因为公用电话是公用的，其资源是共享的，人人可用。而个人电话是用户独享、专用的。只要量身订做的，独有的，别人不能享用的，就要收费，这是市场规律。这好比到宾馆预订房间，不管住与不住，都要付费。公交车上的位子是公用的，就好比是公用电话，资源是共享的，也就无须交月租费，买票就行。
第四，交纳月租费，是客观规律决定的，是一项符合市场规律的价值体现。交费只要是合理、等价值，就是正常的。因此，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仍在收取初装费、月租费。目前，电话月租费收取方式主要有包月制、单式计次和复式计次三种形式。其中，包月制是根据包月租费等级、用户种类规定价格，按月收取固定的费用；单元式计次制是规定每月每户基本月租费和免费发话次数，用户使用电话不超过免费发话次数时，收取基本月租费，超过的加收超次通话费；复式计次制是规定每月基本月租费，通话费按实际通话次数和时间计算收费。我国曾采用过包月制和单式计次制，但是有专家指出电信资费若合起来计算是笔糊涂账，因为前两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大锅饭”的弊端，用户打电话多少与费用高低联系不够紧密，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而复式计次制将通话费与月租费分开来计算更合理，更能体现用户各个环节的花费，充分体现了多打电话多付钱的原则。因此，在我国，前两种方案只是作为过渡形式，现在已改为复式计次计费方式了。很显然，收月租费是个合理的收费方式，符合成本的客观规律。不仅固定电话如此，移动电话也是这样，这是无须争论的。
第五，面对一项收费政策的调查，我们理应要保持平常心，只要在消费时觉得值，就没必要扭曲自己的心，搞坏心情。比如我们在北京买套衣服1000元，到了广州只有几百元，有必要搞得自已寝食不安吗？初装费的取消，对广大电信用户绝对是个喜讯，而又想着月租费也取消，却不管这种收费是否值，这就有点心态没摆正。若一个价格政策仅考虑用户的利益，不顾及企业和国家的利益，那是片面的，那才叫做不合理。如果不兼顾三者利益，总有一天企业要亏损，要垮台，对用户又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在看一个政策时，既要考虑用户利益，也要考虑企业和国家利益。而且，目前我国还有近80%的用户没有享受到电信服务，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通信是我国信息化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只有通信畅通了，农村才能致富；农民装上电话，我们所有电话用户的通信面就更广了，电话就更有价值；农村富裕了，全国才能真正富起来。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个人、局部利益出发，而应该更多地从国家大局来考虑价格政策的合理性。 (姚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