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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月21日电信资费调整方案开始执行后，有关电信资费的讨论就从未停止。前不久一项限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有关“电信消费热点”调查频频见诸报端，该调查显示，有接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电话费比调整前明显增加。中国电信方面对此照例是拒绝发表任何评论，但据说该结果让中国电信觉得很是委屈。
一方面电信资费调整是政府部门的决策，而中国电信作为企业只能无条件服从。而另一方面市话费的确上涨了，但同时长途电话费、上网费及广大农村用户电话费在大幅下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出多入少，中国电信总体上收入亏了不少。数据显示，上海5月区间通话费减少收入775万余元。广东省电信公司的数据也显示，其业务收入在资费调整后大幅度下降，预计减少收入56.7亿元／年。
之所以出现群众反映大的情况，主要是城市中市话费用的上涨，作为消费者，他们对中国电信的抱怨在情理之中。信息产业部有关负责人的解释是，各国在电信业发展初期都曾采取“高长途、低市话、以长途补市话”的资费政策。但引入竞争以后，竞争者首先进入高利润区，于是高利润区的利润迅速下降，其结果自然是无力再承担交叉补贴，因此，世界各国在电信体制改革后，在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费下降的同时，都会相应调高市话价格。而且据国际电联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市话资费水平在统计的206个国家中处于第152位。
广大农村用户是此次资费调整实实在在的受益者，目前的问题是农村用户的声音很难通过媒体及时传出来。作为中国电信，其被政府所赋予的“普遍服务”职能必须保证，而农村电话的普及就是“普遍服务”重要内容之一。对于饱受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之苦的农民来说，电话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是重大的，人们在讨论资费问题时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截止到今年１月，全国电话用户数是1.48亿户，乡村用户占全部用户的36％，有不少农民装了电话轻易不敢去用，电话费用过高一直是制约电话在农村普及的瓶颈之一。此次资费调整将固定电话的本地网营业区的设置从以乡镇为单位（全国4.47万个乡镇），以2至5公里为半径，调整扩大到行政县（全国2109个县），在行政县范围内通话都按营业区内通话费标准收费，这样60％的原区间通话的费率由0.40元／分钟下调至首次3分钟0.20元，以后每分钟0.10元，这部分下降幅度很大，完全冲抵了营业区内通话费和月租费上调形成的费用增加。据测算，农村用户因此平均每户支出减少52.39元。
北京通信管理局市场监管处的官员此前曾公开表示，“任何一种价位调整都必然涉及到不同的用户群，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消费习惯，不可能适应每一个人。只要价格调整方案能适应社会发展，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就是好方案。”
据中国电信反映，这次话费调整后，各大机关团体、各大部委和各大企业等大客户是另一大受益者，每年政府都要投入大笔资金用于各部委的长途电话费，长话费用的下调可以大大减少政府开支。北京电信的一份资料显示，他们的大客户燕京啤酒集团，在调资之前的２月份话费是73249元，调资后的5月话费为50766元，下降了22483元。
仅仅以偏概全要求中国电信在资费问题上一降再降，且不论对中国电信这个企业来说是否公平，对与之相关联的我国整体电信业都会影响到是否可以很好地良性发展，如果提到进入WTO后中国电信业面对的冲击，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沉重。 （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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