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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照”事件高潮迭起，在众多“打虎派”的不懈努力之下，“虎照”为假的结论已经基本坐实，在此基础上的继续追问，将直指“虎照”出笼、鉴定、发布过程中的真相，并因此而揭示出真相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链条。
为“虎照”为假的结论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数码影像鉴定中心邀请各相关领域专家做出的鉴定，和美国华裔“神探”李昌钰的“初步意见”。但“虎照”事件的真正转折点，显然是早于这些“权威意见”的对“年画虎”的发现。自从“年画虎”被发现，并确认其出版日期早于“虎照”的拍摄日期，关于“虎照”的真伪便再无悬念，公众的注意力和“打虎派”的追问目标，已经转向“假虎照”背后的真相。
从“虎照”面世，到被质疑、被追究，乃至一步步逼近真相的过程，再次提醒我们关注到如下的事实，即过去一直肩负议题设置和追究真相之责的媒体，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得不将上述责任，让渡给了以网络为工具和传播平台的网友，以及网友背后为其提供动力和支持的民意。而媒体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目击者和鼓动者的角色，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媒体有坚决或犹疑、乐观或悲观的不同态度，但就总体而言，媒体已经不再处于事件推动的核心位置，而是将其让位于参与其中的海量的匿名公众。尤其是在“年画虎”的发现、确认过程中，“人肉搜索引擎”表现出的巨大能量和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使得以往显得神通广大的媒体相形见绌。
回顾“虎照”事件的整个过程，民意在两个不同向度上都起到了核心的主导作用，其一是公众追究真相的强烈愿望，不但已经远远超出“虎照”当事人的预料，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议题设置，并推动媒体跟进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事件的后期，网络民意一经发动便可以无限复制、放大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这种追究真相的动机，或许与传统媒体所阐释的动机并不完全合拍，甚至不乏以往在“铜须门事件”或“虐猫事件”中曾经表现出的那种舆论暴力色彩，但其正面的启示和作用却不容忽视，即通过网络渠道而获得凝聚和表达的民意，对所有伤害公众利益和情感的事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反应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意不再是一种无形弥散的氛围和空气，而是一个能够对事件做出有力反应的有形存在。即使在事后做出过检讨和反思的“铜须门事件”和“虐猫事件”中，这种凝聚起来的民意，也有着维护公共道德底线的正面诉求。
其二，则是在强烈愿望的推动下，民意在追究真相过程中表现出的实际能力，已经远远超出媒体所能达到的程度。尽管这种能力在以往的“铜须门事件”和“虐猫事件”中也都有过充分的展示，但当这种能力在直接涉及公共事务的“虎照”事件中发挥出如此巨大作用时，却给人以从未有过的鼓舞。以往人们对舆论监督的期待，主要集中于媒体的作用，而从“虎照”事件中，却可以看到另外的希望。
不过与媒体的特性和作用一样，网络民意也并不掌握任何实际的权力，因此，公众在借助网络而逼近真相之后，最后揭破真相，并对当事各方做出相应处理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公权力的手中。这也就是公众一面锲而不舍地寻求真相，一面充满焦虑地呼吁法律或行政机构介入的原因。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面对在愿望和能力方面都具备充分能量的民意，公权力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和积极的回应，却不能再有任何傲慢和迟钝。以此分析，不管陕西省林业厅在“虎照”事件中，究竟是何种角色和动机，都表现得不够成熟。从其对“虎照”做出肯定的鉴定，并向公众发布那一刻起，陕西省林业厅就已经将自己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并一路被网友和媒体追赶得狼狈不堪。究其原因，对网络民意追究真相的愿望和能力估计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
“虎照”事件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提醒我们必须重新界定网络与媒体、民意与公权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种新的互动模式，进而形成一种新的舆论生态和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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