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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曼
下面这件事和科技有关，而且发人深思。故事说的是一位读者的不满、我的朋友盖伊(Guy)以及一次并不顺利的午餐约会。
先说说这个读者。我在几天前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写信的读者觉得我建议人们不要安装太多软件的作法简直难以理喻。而我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程序会和其它程序产生冲突，所以安装的程序越少，问题也就越少。马萨诸塞州的神学院学生汉利(Panagiotis Hanley)可不这么看。据我所理解，他的道理是：科技专栏作家不应该劝人们远离科技。
这个读者反馈很有趣──也让我陷入了沉思。我不是有什么不满，只是想提出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比如：科技专栏作家是否应该只宣传科技的好处？科技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吗？我试图在对科技的热情以及我的适度怀疑间找到某种平衡点。当然，科技带给我们的远远超越了计算机诞生前暗无天日的洪荒时代里我们所有的梦想。不过我在想：科技是否也侵蚀了我们的心智和判断能力。
比如，最近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和朋友盖伊约好午餐时间在商场见面，我准备陪他买部新手机。盖伊做事很有条理，他通过一部诺基亚手机和人们保持联系──手机通过蓝牙和他的iPaq个人数字助理(PDA)相连。
等了一个半小时以后，我意识到以通常的行为标准来看，他是迟到了。因此我想给他打个电话。不过最近我把计算机上Microsoft Outlook通讯簿的数据库分成了三部分，并且只把一部分数据复制到手机上，这样我就不用在打电话前翻阅几百个我根本不会联系的人了。不过这个主意并不算太好，因为我发现盖伊的电话号码找不到了。
我又做了一会儿“拇指运动”，还躲开了一位向我推销防癌蔬菜清洗机的销售员，终于我找到了盖伊妻子的电话──这个号码不知怎么逃过了我对通讯簿的大清洗。盖伊很快接听了电话，听起来有条不紊──在他意识到自己忘记了约会之前。
原来，盖伊将约会时间记入了他的iPaq和笔记本计算机，不过盖伊并没听到过提醒铃声。我们的会面因为又一段插曲拖得更晚了：盖伊到商场后给我打电话，可接电话的却总是我的妻子。他有点儿胡涂，于是向我的妻子要我的手机号码，后来他意识到他拨通的这个号码就是我的手机。
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接收信号不好，我将手机呼叫转移到家中的电话上，不过忘记转回来了。我们终于见面，不过购买新手机的愿望也大打折扣了，因为我们发现科技也许已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些复杂了。
午餐后我们意识到：科技不仅让我们的大脑变成一团乱麻，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也因此变得一团糟。
在PDA出现之前，我们的桌子上总放着记事本。每天工作开始前，我们会仔细读一遍，记下今天要做些什么。我们会特意在中午一栏上标明午餐约会，记号甚至可能会画到其它时间空档里，于是这一天的日程看起来似乎满满当当，实际上只是虚有其表。而现在使用Microsoft Outlook等其它软件，我们感到有必要把电子记事本写满，以保证我们的一天不仅感觉充实而且在软件商看起来也要相当充实。
不仅如此。我们还成了铃声提醒的奴隶。我们将自己的记忆“外包”了。我们忘记了约会，因为我们相信PDA和笔记本计算机会替我们做这些事。
因此，盖伊和我把这次约会搞得一团糟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将午餐约会这样简单的任务也交给了机器。科技已经过多地闯入了我们的生活。我还不知道它们的平衡点在哪里，不过我会继续寻找。我现在只是知道：如果我们因为科技而无法完成最基本的社会活动，那么科技就打败了我们。
盖伊还在四处寻找合适的新手机──只是热情稍减。我依旧随身带着笔记本和钢笔。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俩会努力把对方的手机号码记在我们的脑子里。
(作者为美国西北大学计算机系、心理学系、认知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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