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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圣人们”一崇拜，滥觞就不可避免 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传统是以榜样的力量来维系的。 榜样中最高的劳动模范是圣人，圣人之上，则还有真人、天人等等。 孔子，以及孔子以前的皇帝、尧、舜、禹、汤、周武王都是圣人。 这个圣人谱系是很有趣的，如果国家可以被当作企业，思想文化可以被当作产业，那么皇帝、尧、舜、禹、汤、周武王都是创建了“特大型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孔子则是创建了儒家文化产业集团的“成功人士”。 孔子之后，成功人士大有人在，圣人却再也看不到了，这是一大历史疑团。 孔子其人的成功是遵循“托古改制”的思路，靠着宣扬“仁义”，把皇帝、尧、舜、禹、汤、周武王这些获得政治权威的大老板们尊为圣人而成功的。 孔子如此行为，孔子以后的学者们亦如此因袭，乃是因为普通人类有个心理，他们崇拜权威、仰视成功者，他们的话总是有人听。 成功之后的孔子，被自己的徒子徒孙们绑架为思想文化界的权威，中国的国学传统由此而在汉以后失去了自由交流、百花齐放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国学传统里，鲜有人追问：皇帝何以会将权位禅让于尧，尧又如何让位于舜、汤如何取得权力的历史真相，禹如何隐忍很多年后逼死舜，自己做了大皇帝，而周武王又是如何以臣子的身份背叛了君主，杀人盈野，最后获得了最高统治权的暴力之路更少人过问。 如此，在“为尊者讳”的“国学传统”指导下，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一部浪费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浪费生命资源、浪费文化成果的历史，西方的“国学传统”也没有导致什么好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最好的明证。 然而，尽管东方的、西方的国学传统并没有给全球企业家在商业传统、商业制度和商业伦理上带来多少有益的推进作用，但是对于“圣人们”的崇拜一经形成，对于成功人士及其事业的随意解释、自由发挥、附会穿凿的滥觞就不可避免。 由于这种群众无意识和精英阶层有意识操作下的全球性滥觞的势能和传染作用，甚至成功人士自己也被搞得云里雾里，渐渐无从理性看待本人以及其事业的成功，更遑论营造一种具有教育和引导作用的文化了。 你看看华为的“狼”害了多少人 在国学沉渣泛起的时刻，我们重点看看中国高科技企业一个最优秀的劳动模范——华为的崛起究竟跟“国学”有多大的关系。 提起华为，人们不能不不想起《华为的冬天》和“狼”。但是2000年以后，任正非很少再提及他钟爱的狼了，因为一条离开狼群的小狼——港湾，正在向华为发起残酷的挑战，它的“头狼”正是一度被视为华为接班人，也被任正非当作儿子来看的李一男。双方残酷撕咬到2006年，小狼重新归队，李一男重回华为，一切才风平浪静。 这是华为“狼文化”导致的一个最典型以及灾难性的后果。“狼文化”造成的后遗症和综合症并不仅仅是“小狼与大狼”的决斗，华为什么时候不能淡漠掉“狼文化”的痕迹与色彩，它就会成为长期困扰华为的毁灭性力量。 如今回过头来看，华为的崛起首先从精神上和国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中国的文化精神不具备土狼那么强烈的血腥性格、侵略精神和团结精神。同时，将华为的文化简单地总结为“狼文化”，或许在企业处于成长时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他所带来的麻烦，任正非本人最清楚。 其次，华为的崛起从其行为模式上也和中国的国学没有关系。从1988年几个人2万元的家底开始，不到20年的时间，成长为一家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任正非本人也和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全球IT巨头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的名单中。华为依靠的是从事至终在自主核心技术研发的执着，和国际化品牌与市场竞争中的强势突击精神。 试问，华为的这种坚持和表现究竟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冲淡与调和有什么关系？如果牵强地理解，或许只有儒家弟子的经典之一《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套用，问题是全球那么多比华为还要强势的企业，不是都可以如此总结吗，难道它们都受到了周易精神的熏陶？ 1988年以来，华为在“头狼”任正非的带领下，愈挫愈勇，最终在第一个十年在国内成为强人，第二个十年在国际市场大出风头。 一段时间，任正非曾经认为，这是“土狼精神”的成功。 土狼的嗅觉敏锐，风中雨中，无论多远，哪里有肉它都嗅出味道，一但发现食物出现，随即奋不顾身、群起而上。 这是任正非所欣赏的精神。然而，土狼毕竟是土狼，兽类毕竟是兽类，华为不惜血本坚持核心技术研发，想方设法突破国际市场的努力，分明不再是土狼而进化为一只“带枪的土狼”，世界上有这样为自己创造食物，通过与别人共享食物而赢得成功的“虎狼之师”吗？ 在被所谓“土狼精神”鼓舞下的华为迅速崛起，而由于无形中简单化的“狼文化”，崛起的华为也在经受“狼”的困扰，2000年之后的那场小狼与老狼的漫长决斗，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华为的“狼文化”不仅给自身带来积弊，也给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带去流弊，任的崇拜者甚至包括杨元庆和周鸿一这样的人物。 事实上，在中国企业中，所谓的“狼文化”不仅出现在大陆，更早出现在台湾。台湾的明基、鸿海都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性企业。只不过和华为比较，这些企业不是“带枪的狼”，他们靠低廉成本为别人代工夺取市场份额。 “不带枪的狼群”由于缺少“武装力量”，它们在更高层面参与国际竞争中时是极其缺乏自信的，从而蜕变为一头在野外徘徊不定的狼。 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狼群们在国际化并购中的案例可以看得很清楚，李焜耀的明基收购具有150多年的西门子，杨元庆带领联想不惜一切代价收购IBM PC，李东生率领TCL收购阿尔卡特与汤姆逊彩电，他们的初衷无一不是企图借助被收购方的全球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来确立自己的行业地位。 这场由明基、TCL和联想几乎不约而同在短时期内先后发起的跨国并购，曾经令世界为之震惊。然而其结果是，李昆耀已经称认明基收购西门子惨败，TCL对于阿尔卡特和汤姆逊彩电的收购案也遭遇挫折，联想收购IBM PC的滋味如何，或许只有杨元庆自己最清楚。 “不带枪的狼”们进入全球事业时是如此的境遇，“带枪的狼”华为的遭遇也并不美妙，华为收购英国电信巨头马可尼，在印度投资建厂的计划，均受到经济民族主义保护势力的阻挠，华为的前路并不全是凯歌。 事实上，华为之所以受到国内企业和企业家的敬重，是因为它在自主科技研发和国际化拓展方面作出了成功的探索，而华为要真正进化为一家世界级别的企业，它的文化精神和经营理念，还必须能够得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敬重——华为的进化，其要害在于其核心价值观的进化。 这不仅是华为的历史任务，也是有志于向世界级企业奋斗的中国企业的历史任务，“狼文化”不能帮助今天的华为及其效仿者，当他们试图在国际市场建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和影响力的时候，“华人文化”对他们的帮助也是有限的，有时候反可能还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同样，“民族企业”这样的口号也许对中国人有号召力，但是不一定对购买了华为股份的中国以及国际投资者具有同等的号召力——首先，一家“民族的”、“如狼似虎”的外来竞争者对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对手都会带来精神压力；其次，所有的投资者都不会对“民族的”或者“狼文化”的企业保持长久的信心，无论这个企业的名称叫做“华为”还是“微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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