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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是个伟大的公司，它超越了泡沫前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不过Google已成为过去，我们只能到股票市场上去买股票，平时作为用户使用它的服务。下一个Google在哪里才是重点。
Google的主要业务是搜索。搜索有三个特点：普遍性、频繁使用和基础性。我认为这也是未来Google应该具有的特点。
从服务客户的角度来看，Google是个普遍服务。普遍服务就是所有网络用户群都是潜在用户。新闻也是普遍服务的市场。但社区往往不具有普遍性，它是某一类人的集合，它的核心是分众。
与普遍相关的是通用性。Google不是量身订做的，尽管每个人的界面可以有些差异，但基本的服务是一样的，如此可以使边际成本趋于零。几乎每个人每天都需要搜索，这就是频繁使用。如下载业务，就不如搜索使用频繁。
基础性是指可以承载其他业务。这一点上，搜索和即时通信是一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原来即时通信盈利模式不清晰，但通过承载无线增值业务，能够迅速实现盈利。即时通信，看起来比搜索还更加基础，具有更强的承载其他业务的能力。
产生革命性变化的业务和产品往往具有普遍性、频繁使用和基础性三个特点。限制这三个条件的因素常常是设施、政策和竞争者。
设施的限制。要使用互联网就要有电脑；要能够使用Skype就要电脑上有摄像头或至少有话筒和扬声器；要想在互联网上放电影，带宽就要足够;要WAP普遍使用，就要有很多支持WAP的手机；电子商务想大发展，就要有支付和物流的基础。这都是基础设施问题，它会严重影响普遍性。
政策限制。如网站要转载新闻就要新闻许可；Skype要能够打公网的电话，就要产业部的许可；想要网上博彩，就可能导致网站被封等。政策性限制往往会限制用户产品和服务的功能，间接导致普遍性受到影响，同时往往会影响频繁使用。
竞争者。下一个Google的出现，必然要和现在的玩家竞争。无线领域的公司，面临互联网领域的竞争，互联网领域的公司面临无线的挑战。没有谁可以避免。这就要求新公司在一定的时间内崛起，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觉醒和自己核心能力及壁垒的形成。
现在三大网络中哪一个更可能出现下一个Google呢？
移动领域的机会。移动通信是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产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用户基数巨大。问题主要是政策方面。移动是个相对封闭的体系，运营商起主导作用。如果3G的到来同时能导致数据业务政策变化，这个领域出现下一个Google的可能性非常大。
互联网领域。这个领域最好的特点就是自由,没有运营商主导，政策监管较为成熟。问题是，大量玩家存在，竞争激烈。在Google的字典中，Google就是互联网，后来Google就是广告，再后来可能希望Google就是世界。Google可能会和微软一样成为创业者不喜欢的公司。如果能像思科一样实施对创业公司友好的并购，情况可能会不同。但无论如何，今天互联网上的新贵，要面对昨天的新贵Google，就像Google当年面对Yahoo的竞争一样。
广播网领域。好处是覆盖千家万户。问题是垄断普遍存在，政策监管不成熟，短期内很难有很大的作为。
因此下一个Google可能会在移动通信领域内，但关键看政策的开放程度。至于具体业务种类，这需要企业家们的探索。
投资手机电视的三大困惑
前几天，听说做中国标准手机电视芯片的一家公司融到了风险投资。这离我在本专栏中推荐的“三个半中国造技术”的投资机会正好是三个月，距我自2004年6月始在各类电信会议上宣讲和推动手机电视的发展正好是三年。三年，在快速发展的技术投资领域是相对漫长的。这也意味着手机电视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等待期，其中应该掺杂着VC们的一些困惑。
困惑一，对手机电视的概念不清，对哪种技术最后能够胜出无法判断。手机电视必须用“点到多点”广播技术。基于移动网络的广播技术叫MBMS，但其依然需要占用3G系统的核心频率，因而只能提供几个频道的广播节目，且广播对移动网络本身的其他基本业务可能造成干扰。基于地面和卫星广播网的技术,具备完善的广播式下行传输，但必须与移动网络的上行技术相结合才能够实现网络与用户之间的双向通信。国外主要技术包括欧洲的DVB-H、DAB、美国的MediaFLO、韩国的T-DMB，以及基于卫星的欧洲标准DVH-SH和韩国的S-DMB。业界的困惑在于到底哪种技术、哪种标准在什么频率使用，有太多的组合和可能性。这还没有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由于近期国家对自主创新的要求，国内手机电视标准已经提到了类似TDSCDMA的高度。目前占优的几个备选中国标准是广电总局基于卫星天地一体的STIMI，新岸线公司基于T-DMB但加入了中国创新技术的TMMB，还有清华基于中国地面数字广播的DMB-TH。
困惑二，来自于管制政策。中国广播电视的主管部门是广电总局(SARFT)，广电总局直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电信业务(包括基本业务和增值业务)归属信产部管理，它是国务院下属部委。手机电视的出现，导致两者的界限模糊，然而缺少能适合新形势的管制政策。IPTV的发展不尽人意与管制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移动运营商要进入广播网络领域，主要障碍在于无专用于广播网络的频段，其根本在于运营商没有提供广播服务的许可。
困惑三，牵涉到商业模式。未来可能形成的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移动运营商单独运营模式会面临上述挑战。第二种模式，广电运营商单独运营模式的商业成功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目前广电网络只能够提供下行通道，无法提供作为手机电视业务的重要卖点和收入来源的节目定制和互动等用户个性化服务。如果和电视一样采用免费电视节目获得广告收入，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显然是无益的，因为目前的电视运营收入和运营商的收入整整差一个数量级。另外，广电系统的体制在商业化运作和用户服务上也远逊于移动。第三种模式，合作模式。如果广电负责内容和监管政策，移动负责业务和客户发展，双方协商广播网络的建设和成本分摊，最后达成一个收益分成，那么手机电视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消除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移动已经和几个地方的广电开始合作，从今年6月开始分别在广东、北京和上海三地开展DAB、T-DMB试商用测试。联通和电信也在积极准备中。
除了上述几点，完整的产业链是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暗示着投资的机会。中国整个设备市场未来三年估计在130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50亿元用在三四颗卫星上，60亿元用在发射机和补点器上，剩下的20亿元用于业务管理平台的建设。然后是数倍于设备市场和服务提供市场业务，和数十倍大的手机电视终端市场。于是投资相关芯片厂商尽在情理之中，另外，内容加密厂商、内容提供商和手机电视SP等都有投资机会。尽管现在还会有些困惑和担心，但从大趋势看，从电视到手机电视的发展是必然的，只是成熟收获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一些。
IT革命
雅虎显然已经日落西山，微软发现Google几乎是绝尘而去，MySpace开始尽显老态，Facebook要打造网络操作系统，火狐狸要用浏览器一统江湖，前网景浏览器的几个剑客不声不响地打造了一堆网站不是网站、软件不是软件的火爆Web。
互联网不单只在侵蚀传统媒体的领地，同时也在空前绝后地永久性地改变着IT产业的格局，所有的IT巨人不管是IBM还是惠普或甲骨文都在极为严肃的思考：如何面对这一浪崛起的互联网公司所带来的威胁？网络化的操作系统、网络化的数据库、网络化的协同预算、网络化的知识传播、网络化的商业模式等一系列以整个网络为基础的大规模协同生产，带来了以网络为基础的IT革命。
网络化操作系统。传统的操做系统是协调单个系统的数据运算、存储和传输，网络化的操作系统会打破微软的垄断，将整个互联网作为调度的平台，汇聚众多的个性化软件服务，有目的有方向地提供服务。产生网络操作系统的典范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会媒体(social media或是SNS)，这种我们俗称为交友网站的平台，借交友的名义迅速笼络人气，同时开放自己的平台接口接纳第三方的应用，提供个性化的软件服务，从简单的到复杂的个人资产管理工具和流媒体服务，同时通过用户的喜好筛选提炼杀手级应用，在带宽容量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虚拟的操作系统平台，高效率地开发、测试、传播和交付软件服务，将整个互联网开发社区变成了一个微软，永久性地改变了操作系统的定义和范畴。当然相比成熟的专业软件公司，交友网站还很嫩，也没有成熟的盈利模式，但若干年后社会媒体一定也会成为IT技术公司的一个细分类别。最近Amazon也发布了E2C的平台,试图将自己变成电子商务的沃尔玛。
网络化数据库。以Google为代表的非结构化数据库技术将昂贵的关系型商用数据库大大地平民化，并应用到多数据格式的管理和免费的传播中，新型的多媒体数据库技术仍然采用爬虫索引的传统方法，更加融入了实时更新、多媒体搜索、图像识别等人工智能的方法，大大简化了信息的检索，同时也带来了业务模式的革命，当下神秘而如日中天的RIYA就是代表。一旦有企业开始采用，甲骨文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网络化的协同运算。第二代和第三代互联网的特点就是将网络数据变成了网络服务，也就意味着网站之间可以互相调用，服务可以聚合，进而产生新的服务。当今最多被调用的聚合服务就是Google的地图，成千上万的人在Google的地图上开发各种各样的应用，为Google带来海量的访问和广告价值。协同运算也反映在开放源代码为基础的协同开发上，虽然没有商业模式，但开发者的热情足以产生杀手级应用而消灭一些技术含量不高但市场高度垄断的软件，如财务软件,甚至简单的企业应用软件。
网络化所带来的商业模式的改变对很多老IT厂商的打击是致命的。大规模虚拟化数据中心的出现、完善的安全措施、成熟的平台技术会更进一步让企业将自己的IT部门外包，甚至应用外包。软件以服务形式出现，渠道消失了，大的软件公司因为押不了货而业绩大降，小的干脆就关门大吉了；蓬勃的消费类软件应用和服务让企业软件厂商干着急，然而以广告生存的互联网媒体，不停地提供免费软件抓住客户，进而赚电子商务甚至企业软件的钱；可能有一天，浏览器就是操作系统，包办了所有的功能，进而控制内容的源头。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经让很多人的饭碗都丢了，下一个轮到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颠覆的年代如何在生存中求发展，走在时代前列。
新经济是知识经济
对于知识论和知识经济的思考，最著名和最深入的当属这三位20世纪的思想家：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作为管理学家的德鲁克、作为科学哲学家的波普尔。
以德鲁克的研究为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德鲁克就开始深入思考有关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问题。他敏锐地预见到人类社会正在逐步走向知识社会。在《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一文中，精辟地论述到，从1750年到1990年，知识意义发生了三次改变，第一次转变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知识被应用于工具、过程和产品；第二次发生在生产力革命，知识被应用于人的劳动；第三次发生在管理革命，知识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被应用于知识。
知识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种基本的资源，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当前的社会，德鲁克说，“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
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管理学权威，马克斯.H.博伊索特的新作《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是一本可以成为经典的知识经济学教科书的著作。博伊索特着重定义了他的“信息视角”：就是对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区别。这是我看到的诸多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著作中，对于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最生动、最准确、最具实践和最有价值的定义。
数据：我们把数据当做只是一个系统的不同状态之间可以辨别的差异。这是以信息方式而不是以机械方式作用于观察者的低水平的能量构成的；信息：是会修正观察者的期望、或是取决于条件的准备状态的数据。那些期望被修正的越多，人们会说数据所包含的信息量就越大。例如在王府井中心区见到一组交通信号灯，人们会习以为常；而如果在你们家楼下发现新安了一组交通信号灯，会使多数人感到不安；知识：是观察者所拥有的关于某一事件的期望的集合。它是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得不从行为来进行推断，而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例如，关于烟灰缸的知识，就可以通过注意到有人往里面弹烟灰，而不是倒水，非常容易地逐步得以形成。
在上述模式中，什么是知识资产呢？我们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嵌入个人、群体或人工制品中，并且具有增值潜力的行动倾向的子集。博伊索特特别指出，知识经济是为了取代能量经济的而生的。知识被使用得越多，能量就被消耗得越少。创造知识的是人，运营知识的也是人。关于人们对于知识资产的运用，一个更为生动的论述来自于马克思。他说：“企业家的能力，它巧妙地融合了知识与冒险，同时，如果资本是拥有合法的地位的话，资本在才智上的承诺就成为了可能。”
经济社会中，人们却更关心知识如何成为财富的问题,其实不言而喻。事实上，任何的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知识。然而,由于知识测度及商业模式等问题，知识的直接交易，还只占到人类全部知识中非常少的比例。例如教育行业、媒体行业、咨询行业、出版行业，这些是属于知识直接被交易的商业领域。然而，在新经济的背景之下，这些知识产业已经发生重大的转变。
马蒂亚斯·霍尔茨是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未来学家，“新的学习契约”是他对知识经济的主要思考。他将“知识”定义为“使信息有意义的东西”。他说道：“知识是一种文化行为，不是技术行为。”在以传播知识为主要工作的教育产业，由于知识运用在经济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以及互联网等技术应用的推波助澜，我们可以预见新经济的变化路径就是在保留意义、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商业形式被颠覆。
VC之“中国奇迹”
最近东方财经“波士堂”节目正在热播其周年专版，周年专版的几期节目的主人公都是“波士”(Boss)中的“波士”——创业投资人，包括朱敏、邓峰、唐越、阎焱等，又一次将创业投资人这个群体以特殊的视角展现在公众面前。
实际上，近两三年来，随着创业投资支持的企业陆续通过上市或并购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奇迹，创业投资这一行在中国也逐渐浮出水面，走入公众的视线。更令人赞叹的是，中国创投行业还在短短数年间获得了国际著名机构投资者的垂青，创造了新的“中国奇迹”。
在很多人眼中，创业投资也许与“一夜暴富”这样的名字紧紧相连。但事实上，创业投资是一个需要眼光、耐心和毅力的行业。一只创投基金的存续期通常在七到十年，投资期则集中在前三年，因此，很难在短期之内评判一只基金成功与否。也正因如此，多数的美国创业投资基金都是从较小规模做起，逐渐累积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步做大基金规模。例如，创建于1972年的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曾投资过Google、AOL、亚马逊、网景、康柏和EA等著名公司，并因为其骄人战绩而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被称为全球创业投资界的双子。但该基金直到1999年，才募集了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九号基金”，总额为5.5亿美元。其后，直到2006年，该数额才得到突破——当年2月，KPCB宣布其“十二号基金”募集完成，总额为6亿美元。
但在中国，这样循序渐进的上升阶梯却被“三级跳”所取代。典型的例子是软银赛富：今年3月底，赛富第三期基金宣布募集完毕，规模达11亿美元之巨，而这距其上一只6.4亿美元的第二期基金募集完成时间还不到两年，距其第一只基金(软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约4亿美元)的设立也仅有五年的时间。而且，赛富三期基金几乎集中了全世界最好的投资人，包括常青藤大学中的哈佛、普林斯顿、康乃尔和达特茅斯，还有全世界最大的养老金——加州政府的职工退休金，全世界第二大的纽约州养老金，美国著名的私人基金麦卡瑟、杜邦和强生，以及美国最好的Fund of Funds——Common Fund(共同基金)和Horsley Bridge、瑞士信贷等等。
“三级跳”的还不仅仅是软银赛富一家。2002年从中金直接投资部独立出来的鼎晖投资，经过4年的发展，旗下已经管理了三只基金，最新的一期便是于今年3月募集完成的16亿美元的鼎晖中国三期成长基金(CDH China Growth Capital Fund Ⅲ)。还有始建于2005年的红杉中国，近期也传出又成功募集两只新基金的消息，红杉中国旗下管理的基金总额将超过8亿美元。今年4月份， KPCB宣布成立其首只海外基金——凯鹏华盈中国基金(KPCB China)，规模为3.6亿美元，该基金由原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的合伙人周志雄、华盈基金的合伙人汝林琪、徐传和钟晓林领军。
虽然各基金专注的行业和投资阶段不同，并不意味着基金规模越大越好，但在重视基金管理人的经验和成功记录的创业投资行业，显然其募集基金的规模是可以证明其实力。当然，VC的“中国奇迹”不会仅仅限于软银赛富、鼎晖、华盈、红杉中国这几家，故事仍在继续。我们相信：VC“中国奇迹”的土壤是高速发展中的，只有在这个大的经济背景下，以寻求高增长企业为目标的VC行业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骄人的成绩。也许多年之后，现在的中国创业投资家们回顾往事，会庆幸他们生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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