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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t硅谷动力消息】硅谷动力记者7月5日得到的最新消息，2007年4月28日，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国辉在《超星数字图书馆个人作品授权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将《当代语言理论与实践探索》等两部专著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独家授予超星数字图书馆，他成为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第30万位授权作者。 “获得30万位作者的网络传播权授权，这在数字图书馆界是绝无仅有的纪录。”超星董事长史超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超星为30万授权作者付出的直接、间接签约成本(授权人员的工资、差旅费、读书卡面值等)是非常高的，为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超星签约队伍一度高达300人，“公司的精兵强将都投入进去了”。而超星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全球最大的华文数字图书馆，创造出一个经得起考验的“超星模式”。 数字版权门槛真的难以逾越？ 网络信息传播权已经成为数字出版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连Google这样的跨国公司，也为接踵而至的版权诉讼而头疼。而国内各家数字出版技术公司都在寻找着各自的解决途径：有的呼吁修改著作权法，给数字图书馆以豁免权，有的依靠出版社，或者依靠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等中介机构获得授权。 与作者个人逐个签约，是数字图书馆行业最不愿采取的途径，一度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拿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许超的话来说，就单件作品取得作者授权并不困难，但是如果是建设数字图书馆，这样的工作量是非常惊人的。史超解释说：“原因有两个，一是海量的作者难以寻找，二是与每一位作者逐一签订授权，成本巨大……” 不过，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超星下定决心与每位作者签约。“信息时代的核心是信息资源，而信息资源的核心是版权。”史超说，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明确规定了作者拥有网络信息传播权，图书馆没有获得豁免权。因此，要想可持续发展，数字出版商必须要付出百倍的精力和成本，获得版权上的核心竞争力。 “超星的想法，首先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们的支持。”两弹元勋钱学森、北京人头盖骨发现者贾兰坡、国家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两院院士控制论专家宋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专家侯仁之等，都是超星的签约作者。”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资深院士吴文俊在授权超星收藏使用自己著作时感慨地说：“这些数字研究成果能用现代技术手段保存并为后人所用，真是一件大好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集暘对超星数字图书馆也是褒奖有加：“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科技书最多印800本，怕卖不出去，出版量是非常小的。你看超星不可以了，超星已经把我的全部(作品)放到网上去了，特别包括很多外国的来信，我给他网址就可以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在两院院士们的支持下，超星数字图书馆建成了互联网上唯一的两院资深院士图书馆和院士图书馆。在资深院士图书馆建设过程中，贾兰坡等几位资深院士先后逝世，他们的著作却以数字化的方式永垂不朽。超星“资深院士书库”不啻为一项文化科学抢救工程。如今，已经有1177位两院院士向超星授权，其中资深院士达到108位。 在30万签约作者中，还有大专院校校长、校领导588位，数万位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和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作家。其中，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就有38位中将、少将与超星数字图书馆签署了授权协议，北京大学及其附属机构的签约作者数就达到了2788位。“在部分知名高校中，超星的签约率超过了80%。”史超告诉记者。 由于超星收录的数字图书“以学术和文献类为主，这一类作者更关注自己思想和知识成果的传播和分享，因此，绝大多数作者对数字图书馆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超星每周都会收到近百位作者要求主动授权的意向，有的作者还亲自带着自己的作品找到超星公司，直接要求数字化上网。”史超说。 超星尊重作者网络信息传播权的举动也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史超告诉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图书馆、中国作协、深圳市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都帮助超星做了大量工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么多专家、学者和作者的支持。” 30万授权作者，使超星确立了尊重知识产权的负责任的数字出版企业形象，也为突破全球图书馆的数字版权难题创造了崭新的模式。 “超星模式”经得起考验吗？ 尽管在30万授权作者中，大部分作者并不在乎授权后自己能够获得多少经济收益，但超星却一直尝试确立一种权利人、用户和超星“多赢”的网络出版商业模式。“在签约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作者创作的艰辛、著作成果的来之不易，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与作者进行签约，维护作者权益的决心。” 超星模式的主要体现是读书卡。授权作者可以选择获得价值数千元的十年期超星读书卡。使用这张卡，就能够去消费和汲取超星数字图书馆内其他授权作者的知识和智力成果。“大多数授权作者都乐意选择这种“物物交换”的方式，”史超介绍说，因为这样就可以与30万颗大脑进行交流和分享，其中有院士、研究员、教授以及无数聪明的草根知识分子，这种收益的价值可以说是无价的。 与此同时，在超星数字图书馆，授权作者还可以选择更多的直接收益模式。例如，根据授权作品下载量向授权作者付费，授权作者也可以自行定价，向用户单独收费。上述种种模式，使每一位作者都能够通过超星的数字阅览平台，销售、传播自己的作品和成果。 同时，在权益分配中，超星还照顾到出版社的利益，努力在作者、出版社等权利人与用户和超星之间作出合理而多赢的利益平衡。 对非授权作者而言，要成为超星用户，则必须购买读书卡。读书卡的销售收入，主要用来支付版权费用(由著作权人收益、版式费和代理费等部分组成)，另一部分用于支付数字化加工费、网站运行维护费、技术开发费、会员卡推广销售费及税收等。 相对于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出版业而言，数字出版显得年轻而稚嫩，不少模式都处于摸索和创制之中，超星模式也不例外。不少授权作者都给予超星以建议。已逝的知识产权专家郑成思就是其中的一位。郑成思先生不仅是超星签约作者之一，《超星数字图书馆个人作品授权书》就是他亲自起草和修改的，另外郑成思先生还是首位授予超星专有授权的作者。他向超星建议说，专有授权对作者的利益实际是一种保护，“设想如果一个作者同意所有的网站传播她的作品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网站找他授权了。它的作品的价值由于恶性竞争变得没有价值，他也就难以从授权中获得权益。作者在出版社出书，采用的都是这种专有模式。不会说一个作者同意几个出版社同时出他的同一本书。”郑老的建议被超星采纳，也使超星在授权方面较早地积累了竞争优势。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非常重视该院信息化建设，亲自兼任院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对加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数字化和数字图书馆工作做过多次指示。他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超星数字图书馆合作进行数字资源建设。支持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尊重知识、尊重版权的签约工作，并愿意带个头，以促进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健康发展。他还在多种场合向有关各界赠送超星读书卡。 “作为一个商业网站，一方面必须靠现代、科学的管理维持运营，另一方面要开拓电子商务市场，实现网上出版，同时着眼于创造一种健康、完善的商业模式，通过逐渐发展的网上出版市场使作者及出版社获得可观的收益。”史超说。现在大多数出版社在出版新书的时候，也与作者签订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因此超星正在将签约目光转向出版社，现在已经与近二百家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协议。多赢的商业模式，远见的文化抱负，是超星模式经得起考验的秘密。
【责任编辑 陈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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