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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撰文/喻尘摄影/黄正平等 在农业社会，水源的消失对一个地区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古人往往会通过迁徙来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土地。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则能够以水就人，通过水利工程的调丰补欠来对付水源的短缺，但伴随着辽河、黑河、塔里木河、永定河甚至黄河的断流，中国的北方已无法承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口规模和用水需求。“藏水北调”，“南水北调”，“小江调水”，一个个极其宏伟的梦想在酝酿中。大规模调水历来毁誉参半，福音还是灾难，人们正在华夏大地上小心翼翼地求证着。 “我们已经给中央领导写过5次信了”，3月小阳春的一天，北京，在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委员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郭树言点燃了一支香烟，“短期内，长江水是进不了北京的。”他透露了一个信息，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程出现了一些波折，进展并不如当初计划的那样顺利。 郭树言进言中央是从2001年4月开始的。他和李世忠、魏廷铮等水利专家提出了另外一种调水方案：在三峡水库重庆开县小江段取水，利用三峡电力将长江水提升380米，送往城口，然后通过305公里的输水隧道、渡槽和长120余公里的天然河道，穿过秦巴山地，在咸阳附近入渭河，最后经黄河小浪底水库调节后输水到北京。这一宏大的设想被称为“三峡水库引江济渭济黄工程”，简称为“小江调水”。 作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第三任主政者，魏廷铮几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每一个重大水利工程的设计。现在，已经82岁高龄的他仍然在为“小江调水”奔走，在每次进言中央的信上都有他的签名。“这条线可以起到现在南水北调方案三条线一半的功用，”魏廷铮语速很慢但非常清晰，“不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以省去，而且中线的水也不用过黄河。” 魏廷铮所说的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人做了大半个世纪的梦：将长江流域的水通过人工开凿的东、中、西三条巨大的运河，输送给北方的河南、河北、山东、天津与北京等省市。一系列因素可以给出上马南水北调工程的理由：华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最尖锐的地区，该地区的水资源仅占全国的2.3%，人均水资源还不到全国的1/6。 目前，南水北调这一预计耗资5000亿的世界最大调水工程已经开工，而更多规模较小的人工运河已经修建或正处于构思之中。山东西水东调、引松(松花江)入长(长春)、引英(位于辽东半岛北部的英那河)入连(大连)、引黄(黄河)入晋等一系列长距离调水工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跨流域调水最频繁的国家。 中国开凿运河贯通不同流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王，他驱使军民在当时极为落后的施工条件下修建了邗沟。秦国在吞并六国的过程中，始皇帝为稳定南方的统治，凿通了灵渠；史上堪称为最的当属隋炀帝策划的大运河，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南北水上运输通道。古时的帝王修建运河是为了稳固自家江山，而今，中国大型运河的修建则是因为“饥渴难耐的土地”。 北京的南边不远，白洋淀面临着干涸的危险，这是“华北之肾”，如果它枯萎消失，华北的气候或许将受到影响。现在，白洋淀的担忧可以暂缓，因为引岳(位于冀豫边界的岳城水库)济淀(白洋淀)工程已经完成了。 2003年，在北京为水告急的时候，同样干旱的山西挤出了不多的储备，为官厅水库输入了相当于20个昆明湖的水量。山西并不富裕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太原也是一座旱地之城，这要得益于万家寨引水工程的建设。1994年，万家寨开工建设，1995年12月截流，工程完成后，年供水量可达l4亿立方米，分别向内蒙古准格尔旗、山西平朔、大同、太原等城市供水。 黄海之滨的胶州半岛也对淡水充满了渴望。2003年12月，从山东滨州黄河段取水，年调水1.43亿立方米，输送给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的788万人口。“引黄济青”这项工程远期的设想是用上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水，因为黄河本身在若干次调水工程之后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些工程都是穷哥们之间的相互接济，”魏廷铮说，“真正的出路还是在于长江。” 如果真有一天，拧开北京的水龙头，流出来的是来自三峡水库的水，这将是一个多么富有创意的工程设想，而魏廷铮等人认为“小江调水”不仅能让北方城市喝上三峡水解渴，还可以拯救渭河和黄河，让三门峡以下黄河恢复生机。在他们的设想中，如利用调入渭河的水每年进行三四次冲沙，经过10年左右，渭河可以恢复到三门峡电站修建前的水平。顺流而下的长江水还可以再次冲刷河道，减少泥沙淤积，确保黄河安澜。 “这个工程在施工技术上是可行的，我国已经有成功穿越秦岭的公路、铁路隧道例子，”对于一些人提出的秦巴山脉难以穿越的担心，魏廷铮认为，输水隧道比公路和铁路隧道施工难度还要小一些。 对于大型调水工程而言，技术可行性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它的成败往往还取决于其他综合因素。“南水北调的东线和中线都曾面临困局，污染和资金筹集都出现了问题”，郭树言说，他们提出“小江调水”正是对南水北调工程的补充。由于山东的污染难以治理，东线工程几度搁浅，中线也由于沿途省份资金筹集未达预期，黄河以南的工程迟迟不能动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现在也由于四川省社科院一些专家的反对，还处在论证中。” 郭树言所说的西线工程前景堪忧是因为四川省认为170亿立方的调水量被高估了，四川西部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远没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所规划的那么多水可调。 根据四川省社科院离休研究员鲁家果的计算，西线工程最多只能调100亿立方水，而这还没有包括四川原本计划的“调大(大渡河)入岷(岷江)”的40亿立方水量。2006年夏季四川盆地的大旱使原本如履薄冰的西线工程更加渺茫。 四川对调水的担忧实际上只揭开了南方水资源也并不丰富的冰山一角。北方缺水，南方同样存在水资源的不均衡。香港的淡水，80%需要通过广东东江-深圳的供水工程提供，如果关掉闸门，香港将立即陷入“水荒”。珠三角澳门、珠海、中山、广州等地为了能在日趋严重的咸潮危害中抽上淡水，不得不从千里之外的贵州、广西应急调水压咸补淡。而设想中的江苏引江济太和云南滇中调水工程，是希望通过大量引入长江水来稀释本地污染物，以拯救病入膏肓的太湖和滇池。 对水的渴望让国人打开了想象的空间，一个个美丽的、看似飘渺的调水梦在酝酿中，林一山的“四江两湖”方案，陈传友、关志华的“藏水北调”方案，朱效斌的“三江贯通”方案，张世禧的“西藏大隧洞”方案，一切皆希望变不可能为可能。“炸开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入青藏高原，增加降水量。”中国严重的缺水状况，让人们无所不敢想。 “‘朔天运河’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缺水问题，”郭开的嗓门很大，语速很急，在一家茶馆里，这位74岁的“民间水利学家”摊开他自己画的调水线路图，“青藏高原巨量的水资源绝大部分都流到国外去了，我们利用的还不到百分之一。” 郭开粗糙的手指在地图上游移，他说，图上那条曲曲弯弯的蓝线，便是他设计的“朔天运河”(也称“大西线”)，从藏东的朔玛滩到天津渤海，可以航行轮船。他设想把雅鲁藏布江、怒江、金沙江等河流的水调到北京、天津，这还不算完，他还想把西藏的水调入黄河，再开凿运河注入青海湖，然后再输往甘肃、内蒙古甚至新疆的沙漠、戈壁。弯弯的蓝线在地图上延伸，连接了塔里木、松花江。 第一次听到这个计划的人往往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不过到2005年底，一本《西藏之水救中国》的书面世了，“朔天运河设想在雅鲁藏布江朔玛滩筑坝，抬高水位至3588米在阿坝麦尔玛过分水岭进贾曲，向北流入黄河调水2000亿，再造一个中国，”书中这些激动人心的工程远景描写，把郭开的梦变成了公众的梦。 郭开早年从军，并没有水利学方面的背景。如果说专业地接受水利教育，只来自他曾在1949年旁听过清华大学的水利专业课程。对于有些媒体说他是元代水利、天文学家郭守敬之后的说法，他一笑置之，“文革时，我蹲过牛棚，在垃圾堆里，我找到了一本英文版的翁文灏的《中国地理》”，在寂寞的牛棚岁月，郭开通过一本书产生了对地理的兴趣，他反反复复看了无数次那本书，在书中，他找到了西藏水系的“三大拐弯理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黄河阿坝大拐弯，河套托克托大拐弯的连线是一条低地带形成的谷川，而两侧为高山环绕，如果把这些弯裁直连接起来，水就可以从高处向低处流，”他突发奇想：连通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黄河，再想象下去，连通中国的各大水系。 民间的梦想在浮出水面后，当即遭到了来自专业领域的炮轰。在钱正英和张光斗组织43位院士完成的《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中，有专文批驳郭开的朔天运河存在误区：“大西线”以大柳树为调节水库，实际上只调水到黄河，并没有(调水)到内陆河的具体设想。对于内陆河，只能靠当地的水资源调配。而郭开设想运河经黄土高原穿黄河至岱海，解决沿途的缺水问题也是异想天开。院士们认为，黄土高原并非没有水，而是土地在高坡上，农民们付不起抽水的费用。院士们说：“对黄河源区，是加强保护的问题，千万不要再瞎指挥破坏。” 郭开对此指责不予理睬，他说，“要想彻底解决中国北方的水资源短缺，这个工程早晚得上。” 更多梦想在涌现。2005年，曾有人提出要把远在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水调到北京，中国大调水的梦想终于延伸到了国外。占世界淡水量六分之一的贝加尔湖水质优良，能调到中国自然是福音，但如何翻越蒙古高原，并且跨越国界的障碍，却使这个想法成为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梦想。 人们可以面对江河湖海充分调动想象力，设想无数个看似神奇的调水梦，但是，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有多大，则需要进行科学的丈量。如何让梦想迈进现实？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如何让“小江”、“三峡调水”、“朔天运河”等词语变得动听、广为人知，郭树言、魏廷铮、郭开等人，还在梦想的路途中不停地奔波着。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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