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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从文学青年到财富新锐


http://www.enorth.com.cn  2007-06-01 10:48

  

分众传媒CEO江南春

  江南春,一个年仅34岁的青年,却坐拥6.9亿美元身家;一个商界呼风唤雨的成功CEO,曾经最大的兴趣却是编写浪漫唯美的诗歌。这不是一个小说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位现实中真实的财富新锐。

  文/本报记者常微

  2005年7月,江南春一手创办的分众传媒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不到两年时间里,分众接连并购框架媒介、聚众传媒、好耶广告,数次刷新中国媒体并购案的最高金额纪录。 2007年5月22日,分众传媒CEO江南春来到天津,出席广告行销趋势的主题论坛,在媒体的聚焦下,这位“商界少帅”、年轻的亿万富翁呈现出他在世人眼里不同的一面。

  工作狂江南春

  《经济周刊》:据说你是一个工作狂,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都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周末也不例外,按点吃饭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采访过你的记者这样描述:“一间不到6平方米的玻璃隔间就是江南春的办公室,吸引我们的是他身边这堆厚厚的文件和合同。”现在,很多职场人都在抱怨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大,你是如何从工作中找到乐趣的?

  江南春:人生有不同的季节,我一直认为人不该过错了季节,对于我来说,我当下的人生就是属于事业的,而我的事业就是真正做好分众精准传播。其实,工作的最大乐趣不是靠找寻得到的,而是基于你长期的经历和兴趣积淀而自然形成的,因为有乐趣,才会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我想天下很多被叫做“工作狂”的人都是这样,在兴趣或者理想通过自己的全力以赴而得以实现的过程里,那种或喜、或悲、或满足、或壮烈的生命强度是有极大的魅力的。

  《经济周刊》:与一些事业处于爬坡期的白领不同,你已经拥有6.9亿美元身家,为什么还要做“超级工作狂”?你心中理想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江南春:说实话,我并不觉得累,而且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因为我知道我每向前走一步都会离我的人生目标更加接近。回过头看,我觉得安德烈·纪德的一句话和我的感受最为贴近,“为了使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喜欢这句话,它从本质上道出了我们奋斗的意义。

  《经济周刊》:据传江南春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文件都要一笔一画地写出来,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着传媒行业却不会用电脑?这是否会对信息获取造成障碍,影响工作效率?

  江南春:做新媒体不可能不会用电脑,只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笔一点一点成文的感觉,就像写诗一样,用笔写出来的感觉更像是一次诞生的完成,在电脑上书写仿佛无法达到那种孕育到诞生的感觉,而且我的打字速度的确比较慢。平时,我也会通过网络获得很多信息,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辅助性的,关键还是我们自身的思考,如果我们的头脑是灵活和充满智慧的,它对我们的助益一定胜过电脑。

  《经济周刊》:年轻、富有、舒适优越的工作环境、受人尊敬的尊崇感受,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江南春:我想,成功的人生应该是有着比较大的幸福感的。而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我其实对这个问题思考过很久,是来自于事业有成吗?或者拥妻教子?后来,我似乎找到了一点答案。第一个福叫长寿,我觉得这个我需要的,凡人一般都蛮怕死的;第二个是富贵,所谓“富”不是说你多有钱,而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境下都很有满足感,吃碗泡饭也很有满足感,“贵”不是说你有多少权势,而是你在各个地方受人尊重;第三个福叫康宁,“康”就是身体很健康,随时随地很健康,“宁”是内心很宁静,能保持一个非常宁静的心态;第四个福是好德,“好”就是喜好,“德”就是《道德经》的那个德,好德讲的是你能够去按照宇宙的自然规律和基本的真理去生活;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叫善终,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觉得你无愧于这一生。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拥有这五件事情的话,人生的幸福感就蛮强了。

  《经济周刊》:你提到人生希望做好的三件事情,第一件做一件令自己觉得自豪的事情;第二件做一件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再有一件事情去做一件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事情,你现在实现了多少呢?

  江南春:第一件现在正在实现的过程中,分众传媒这两年的发展速度相当快,前不久,我们刚公布了第一季度财报,业绩也是非常让人满意的。第二件事情大概就要等到我快退休的时间去做了,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现在必须全心把第一件事情做好。至于第三件事情,我个人和分众一直在做,为一些慈善机构或教育机构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长期参与很多公益项目(例如,防治SARS、援助东南亚海啸、禁毒、人口普查、助残等)的宣传,分众每年也在媒体资源很紧的情况下尽量挤出数以千万计的资源用于公益广告的播放,我们会一直做下去,因为分众传媒之所以有现在的发展全赖于这个市场和社会的支持。

  诗人江南春

  《经济周刊》:你的名字江南春是一个词牌名,如此诗意盎然的名字嫁接于一个从校园诗人角色快速蝶变的商业精英,你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的由来?是否从诞生之日就注定你的人生和诗结缘?

  江南春:其实这是巧合,我是春天生的,所以我父亲给我取了这个名字,不过可能真的是因为这个名字,我从小对文学、诗词特别感兴趣,高中的时候我的作文就获过大奖,大学里又成为诗社的社长,我喜欢中国的文字,真的是变化万千又言简意赅,常常一两个字就能表达一个很复杂的意思,而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我们的文字里就有很精辟的体现,中国的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美学,还是一种人生哲学。

  《经济周刊》:据说大学的时候,你是学校“夏雨诗社”社长,还出过一本诗集《抒情时代》。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你发现写诗远不如写广告词赚钱,你在大三的时候就筹资创建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大学毕业时已经变成百万富翁,并在接下来的8年中攻城拔寨,做到了上海地区最大的IT广告代理。诗人的江南春和富豪江南春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从诗人到商人,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吗?如果时光倒流,会选择当诗人,还是当商人?

  江南春:做诗与从商并不矛盾,而且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共通性的,诗人和商人都要善于观察,善于逆向思维,对生活和理想具有极大的激情,在这些方面,我从曾经写诗的经历中获益良多。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骨子里还是一个诗人,只不过我把当年诗人的情怀转移到了商场上,用当年的洞察力关注人们、关注生活,并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关注转化为商机。正所谓“我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就像我常常说的,人的一生都在面临对时间和空间的恐惧,正是因为时间的有限性,所以才让人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更加重要的事情上,我认为在现阶段做商人更加能实现我的个人价值,更能给社会和他人带来助益,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会选择创业、选择从商。

  《经济周刊》:很多写诗歌的人都是理想化的人,但是做生意是需要十足的现实感的。诗人的个性往往是放荡不羁的,你的个性是怎样的?

  江南春:我的个性比较有激情、想象力和相对强的意志力,同时又缺乏“赌性”,任何一个项目喜欢充分论证以后才开始。

  创业者江南春

  《经济周刊》:你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一些大学生想到了自己创业的道路。作为过来人,江总认为现在的创业环境和十几年前有何不同?

  江南春:内因永远是根本,当然外因也很重要,相对于创业的环境,创业者的个人素质或者团队素质才是影响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中国现在80后的这一代人,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关注企业,他们自己也已经开始燃烧新的创业梦想,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多元化的体现,这种创新意识和勇气是很好的。但我个人觉得从新媒体这个领域来看,不管从受众和广告主还是国家政策的角度,抑或媒体自身技术、传播理念、经营能力角度,无疑都是前所未有的良机,我们处在一个开放、鼓励创新的时代,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目前在新媒体领域还存在着很大的创造型人才缺口,在我们的人才教育方面如何培养年轻一代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是我们国家应该重视的方向之一。

  《经济周刊》:目前,有没有最头痛或者困扰的事情?在创业中,遭遇的最大困难或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可以给现在准备创业或正在创业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江南春:基本没有,我想自己还算比较顺利,其实人生本来就是起起落落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没有一点阻碍,那实现以后的成就感也不会很高,我们每天都遇到一点困难,而每天都把当天遇到的困难克服掉,大的困扰就不易出现,把困难当成一种历练,拥有较强的意志力和心理素质,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

  《经济周刊》:32岁时,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是什么心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创业的年轻人有如此顺利的路,太传奇的故事,你会不会有时候会有做梦的感觉?你觉得是什么奠定了你的创业成功?

  江南春:记得2005年7月,在美国纳斯达克按响开市铃声的那一刻,我的心很平静,几乎没有什么兴奋的感觉,因为之前一直处在高强度的预备上市的路演过程里,当真正上市的那一天,心里更多的感受是,“已经过去了,新的一天新的挑战正在开始”。

  至于现在所取得的一点成绩,或者说所谓的一点成功,我想一方面我们抓住了机会,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给了我们创造的机会,一方面有赖于此前十几年的专业积累,使我对市场趋势有一个比较前瞻和明确的判断,再加上我们强调态度、激情和细节控制的团队执行力,这些合力造就了今天的分众传媒。

  《经济周刊》:看过你做的普鲁斯特问卷,你说“过度谨慎”这一特点让自己最痛恨,可我觉得你还是蛮“大胆”的,从当初的创业到后来吸引风险投资,2005年,分众在纳斯达克上市,以及之后并购整合框架媒介、聚众传媒、好耶广告网络等。你的“过度谨慎”指什么?

  江南春:这种过度谨慎最主要地表现在我们决策的过程,分众传媒虽然进行了一系列大手笔的并购整合,但每一次并购我都是非常谨慎的,都是经过长期、全面的调查研究,当我对这个事情不说有100%,但至少有90%以上的把握了才会去做,列入我们并购名单的几乎都是该行业的佼佼者,都与我们的总体战略方向吻合,并且是确保能够带来相当盈利的,这种谨慎也许让我们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事情总是有失必有得,分众传媒几年的稳定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的这种谨慎态度。

  《经济周刊》:我们知道你在今年2月成为世界商界最高奖项“安永企业家奖”中国地区的大奖获得者,并将代表中国与其他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领导人角逐全球安永企业家奖,你已经成为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典范。你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家最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江南春:勤奋、学习,这些特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具备,但如果问我现在的企业家还缺少什么精神,我想是创新、执著。创新精神是第二代企业家能够崛起的关键。创新是什么?创新是镣铐下的舞蹈。当现在的分众不断挑战传统媒体概念、成为“渠道媒体”的一个典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对这个产业进行细节的观察,发现它的问题所在,继而发现属于分众传媒的另一片蓝海。执著是一种“呆”,一种认定了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向前行的坚持,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呆”,譬如凤凰卫视的刘长乐、联想的杨元庆。现今的企业家常常会遇到陌生的领域,“呆”就更显得重要了,一个有“呆”劲的企业家虽然看起来要比别人付出的多,但最终也一定会获得极大的成就。

  《经济周刊》:过去10年,中国的IT产业经历了兴起、繁荣、泡沫、成熟,你和陈天桥等这批靠IT起家的财富新贵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想起这些,你肯定感慨颇多,你和同时代崛起于IT界的创业者有哪些异同?

  江南春:其实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和柳传志等上一代企业家相比,已经幸福很多,我们碰到了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更加开放、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政府对创业企业也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成长空间。很多人说我们这一批企业家是科技新贵,可以这么说,我们都得益于人们生活模式的转变,并从这种转变中发现了商机,只不过我们发掘的领域各不相同,我想善于发现和创新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对“人”的关注是基础的,我们在不同的市场进行了发现,结果也会是异曲同工,那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自己实现理想。

编辑:乔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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