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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新兴行业，中国风险投资业在幼年期就将迎来一个“大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们都清楚，未来几年是一个VC黄金时代，也是一个VC战国时代，他们正在快马加鞭
记者冯禹丁
三年前，国内一本风险投资(VC)行业杂志曾经想做一期题为“他们为什么还没来中国？”的封面文章，当时正值网络泡沫破灭后退潮的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复苏，这本杂志的记者发现中国市场这么火热，美国硅谷著名的“沙丘路”上排名前十的顶级VC却居然还没有进入中国。
在访问了一些业内人士之后，该杂志放弃了这个选题，因为业内人士对此没有多少要谈的：“你们觉得中国VC市场真的大到能容纳那些富可敌国的基金吗？”“这个问题提的有点‘本位思维方式’，VC都是本着就近投资和不熟不投的原则，还没来中国并不奇怪。”
三年间斗转星移，中国经济迸发出的强大引力，终于使沙丘路上的顶级VC们悉数来到了中国。
DCM两年前投资了联想投资；NEA及Greylock与华人企业家邓锋合作，于2005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北极光创业投资基金；2006年2月，启明创投与Ignition联手宣告成立；2007年1月，Mayfield第二次完成注资金沙江创投……
在红杉资本和ACCEL分别通过成立中国基金和联手IDG的方式入华之后，KPCB何时进入以及以何种方式进入中国，一直为业界所期待。4月24日，KPCB在北京宣布正式进军中国市场，并推出其第一只海外基金——凯鹏华盈中国基金，由赛富投资前合伙人周志雄、华盈基金合伙人汝林琪、徐传和钟晓林共同领军。
创建于1972年的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与红杉资本因为其历史上取得的骄人业绩而被称为全球创投界的“双子星座”。红杉已于2005年9月用同样是本土团队独立运作的模式登陆中国，原德丰杰董事张帆与原携程网总裁沈南鹏成为红杉中国的创始合伙人。
直到这些顶级VC陆续进入中国，当初“为什么还没来中国”的问题才渐次揭开谜底：与担心错失机会相比，他们更愿意花时间观察中国的投资机会分布，研判进入中国的时机，权衡或试验进入中国的方式。“以前他们还有一点保守，现在更加确定。”VC业的“布道者”、智基创投总经理暨合伙人陈友忠说。
美国VC在1990年代曾经大举进入欧洲，但最终铩羽而归，只在以色列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陈友忠认为，在中国他们碰到了同样的境遇。他们发现仅仅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派遣一些flying VC(旅行者VC)不定期飞越太平洋来到中国，真正的决策权不放在中国，这种方式很难与IDG、联想投资、软银赛富、鼎辉等已然本土化的VC竞争。
在确定了人才本地化的共识之后，他们最重要的便是寻找合适的人选。在明星团队中成长起来的明星投资人势必会产生新的诉求和面临新的诱惑，事业处于上升期的他们往往年轻有为、胸有宏图，新机遇出现或对旧环境不满，都足以构成他们离开成名地的理由。
这已是中国风险投资史上的第二次“独立门户运动”。2005年7月，国内著名创投机构软银亚洲投资基金(SAIF)的管理团队完成募集第二期基金6.43亿美元，并正式更名为赛富(SAIF)投资基金。新基金所得投资回报的20%，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全部归管理团队，由此实现了完全的“独立”。在此之前，软银亚洲的第一期4亿美元基金是由美国思科公司在2001年作为LP(有限合伙人)，向日本软银投资并由后者组建GP(普通合伙人)公司，GP公司再聘请首席合伙人阎焱为首的管理团队代为管理。
赛富独立在中国VC发展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代表了基金管理者崛起并独立的趋势。国内多家基金的LP与GP的关系也从早期的“单一LP”模式，朝着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的LP多源化、LP出资但不入股GP公司的模式发展。
今天的中国VC业已基本形成一个产业，但VC支持的中国上市公司，体量和美国的先驱企业还差很远，现在在境外上市的分众传媒以市值80亿美元居这类企业之首，而美国思科、Google等的市值却动辄超过千亿美元。
风险投资催生的新经济，推动了美国经济自1990年代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美好前景无人怀疑，风险投资在其中的想象空间也足以令投资家们激情满怀。作为一个历史不长的新兴行业，中国风险投资业在幼年期就将迎来一个“大时代”。
成熟VC市场的经验是25%业绩最优秀的VC挣行业80%的利润，舞台上的主角们都清楚，未来几年是一个VC黄金时代，也是一个VC战国时代。而其中的佼佼者，已经朝着这个大时代快马加鞭。
张帆：马拉松这才第一步
红杉中国要依靠组织的力量系统地把握中国市场的投资机会
开先河
4月26日，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互动传媒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之后股价由发行价640日元步步走高，在短短6个交易日就实现股价翻番。5月8日，亚洲传媒收盘价达到1238日元，这家成立于2004年7月的公司，成为首家在日本股票市场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
“我的期望是第一个案子我们一定要‘开门红’！”主营业务为通过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提供电视节目信息指南并经营广告代理的亚洲传媒，是2005年9月红杉中国刚刚成立时作为创始及执行合伙人的张帆主导投资的第一个项目。5月14日下午，坐在北京国航大厦24层红杉中国偌大的办公室里，张帆骄傲地对《商务周刊》说，“今年，我们还有若干个项目接近上市。”
此前一天晚上凌晨1点，张帆给记者发短信问采访可否由上午推迟到下午，记者见到他时，张显得疲惫且饥饿。
“没办法的事，必须得这么忙。”张一边讲话，一边大口嚼着饼干。他的办公室窗台上堆满了长长的一摞摞项目计划书，上面贴着小贴士。
似乎只有说到红杉中国和它投资的项目，才能消除张帆的疲劳。他向《商务周刊》透露，红杉中国近期将宣布又成功募集两支新基金，由此红杉中国旗下管理的基金总额将达到10亿美元的量级。
“我们现在在努力扩大基金规模，把这个平台打造得更坚实。”张说，“马拉松这才第一步。”
2005年9月，当美国风投传奇角色红杉资本以独立的本土团队运作模式进入中国时，原德丰杰董事张帆与著名个人投资者、原携程网总裁沈南鹏被红杉选中，出任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他们两个同时组成了红杉中国投资决策委员会。红杉的合伙人们对33岁的张帆与37岁的沈南鹏说，“你们身上所展现的，正是红杉这么多年所积累的DNA。”
成立于1972年的红杉资本作为美国最成功的VC之一，曾投资了苹果、思科、Oracle、Yahoo、Google等卓越企业，截至目前，红杉资本投资企业超过500家，其中100多家已上市，另外100多家也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实现退出。在美国，由红杉投资的公司市值，占纳斯达克总市值的12%。
张帆被媒体称为中国少壮派风险投资人的代表人物，加盟红杉中国前曾任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DFJ ePlanet Ventures)大中华区总裁，并领导投资了空中网和分众传媒，曾经担任百度的董事，这三家公司皆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年纪轻轻便交出如此骄人的业绩单，使他获得了红杉资本的关注和认可。此前，红杉曾考虑过通过收购、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
张帆坦言，他和沈南鹏在遇到红杉之前，并未想到要打造一个红杉中国这么大的平台，甚至此前相当长时期内，他并没有想要自己创立一只基金。“我们只是想做一个更适合中国的投资平台。”张帆在德丰杰成功投资了空中网、分众传媒这样的项目后，深感在一只全球性基金里，每一个项目必须向远在美国的投资决策委员会申报的流程并不适合中国。“当时我只是觉得全球化的基金毕竟与专注于中国的基金运作不太一样。”跟沈南鹏碰到一起后两人商量：现在好项目挺多的，打造一个运作相对灵活一点的基金吧，本土决策，不贻误战机，能更快的捕捉机会。
于是两人在美国接触了几家顶级VC，跟红杉接触后双方觉得最为匹配。两人觉得与红杉合作，可以学习如何管理和打造一个稳定持久、有生命力的、业绩卓越的投资平台，让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获得资金和本土投资家的帮助，又能得到红杉这个国际顶尖品牌多年的经验和全球网络的支持，“是最理想的多赢”。
张帆介绍，红杉中国一期近2亿美元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主要是由红杉资本过去30年传统的LP构成，具体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斯坦福、普林斯顿、杜克、康乃尔等美国著名大学的校友捐赠基金；第二类是私人的基金会，包括洛克菲勒、卡耐基和福特三大知名基金会，摩尔家族基金，以及惠普的一个创始人基金。
红杉中国的成立，开创了国际主流风险投资基金以本土运作、缔造全球协作网络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先河。一年多以后，另一家与红杉齐名的著名风险投资基金KPCB也选择了相同的道路。 非“少壮派”
早年的张帆就读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及MBA学位，曾在硅谷的电子公司Focus Graphics担任工程师。在加入德丰杰投资之前，张帆担任高盛投资银行业务金融分析师。在此期间，他广泛参与了中国移动、中石油、和记黄埔等亚太地区电信、媒体和高科技企业的并购和融资业务。“1990年代中期我还在投行时，国内很多大企业上市我都参与了，但同时也跟很多小企业有接触，特别深刻地感受到民营经济的资金瓶颈问题。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展示的活力、潜力和愿景，让我感觉到他们太需要帮助。”张帆回忆说，从那时候起，他对风险投资产生了兴趣。
2000年，德丰杰募集了一支全球基金，希望加强亚洲团队以打造一个更好的平台，29岁的张帆离开投行加盟了德丰杰。进入德丰杰不久，张帆就感觉到自己很热爱这个行业。当时美国有很多VC乘飞机来中国做投资，但张帆认为这种“飞行者VC”没有前途，他坚持一定要到北京来工作。2002年，德丰杰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北京设立代表处的美国基金，张帆出任德丰杰中国区资深副总裁，主管大中华业务。
在德丰杰的5年时间，张帆领导或参与投资了空中网、百度、分众传媒、龙晶半导体、鼎芯半导体、捷豹互联网服务公司等6个项目，并协助德丰杰的投资组合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客户拓展及融资等业务。几年间，空中网、百度和分众传媒均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年轻的张帆的职位也从副总裁一步步升为高级副总裁、董事，直至离开并创办红杉中国。
张帆并不认同媒体将其称为“少壮派”。“很多岁数远大于我的人，在看案子的时候比我幼稚多了，这还能算是少壮派吗？”
张帆在清华读了两年本科后随家人迁居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张帆进入一家医疗设备领域的公司担任底层技术员，不久该公司创业失败，他也骤然失业。当时的张帆刚刚走入社会，之前是获得清华奖学金的高材生，“对自己期望甚高”。巨大的反差下，张帆一时有走投无路之感。
“那的确是我真实的体验。你不断经受挫折，不断跌倒再爬起来，从一次次失败中品尝痛苦。我珍惜我走过的不如意的道路，打不倒你的东西让你变得更坚强。”张帆说，“没失败过的人，我认为是缺乏一些成功的基本素质的。”
这段经历也成为日后张帆从事投资事业的一笔财富。“它让我保持一个谦虚的心态。”张说，“如果我没有那样的经历，我不会理解企业的员工会怎么想，也不会理解创业家本人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抓“临界点”
红杉美国的投资领域基本锁定在广义IT产业，但自2005年9月完成第一个投资项目亚洲传媒以来，红杉中国已经相继投资了悠视网、奇虎、穗彩、大众点评网、利农、宏梦、万普世纪、康盛创想、互动通、文思创新、51.com、众合、点视传媒、占座网、高德等近30家企业，投资范围涵盖科技、农业、保险、动漫、汽车等行业，其气势之盛，跨度之大，引人注目。
如此大规模、宽范围的批量投资，红杉中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认为很多行业已经涌现出领先企业，而更多的行业刚把基础夯实，这些行业的更多企业正在涌现之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多年之后，接下来的暴发式增长已接近到来。”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经济学的张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阐释红杉中国的策略，“天时、地利、人和，风云际会，我们希望抓住这个合适的时机。”
“我们将关注每一个有机会的行业，依靠组织的力量系统地把握中国市场的机会。”张帆认为，中国的很多行业正经历美国很多年前的阶段，比如美国消费业在1950至1960年代的暴发式增长中，曾诞生沃尔玛这样的卓越企业，而中国的消费水平和经济总量也已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得很多行业都可以重演分众传媒在广告媒体市场的奇迹。在他看来，包括农业、生产制造、医疗、教育、文化、电视媒体、软件外包、资源行业等的这类行业，可能是当前美国VC不会熟悉的领域，也正是红杉中国可以大显身手，帮助优秀的企业家创建商业帝国的领域。
张帆不愿回顾空中网、分众传媒这些过往的辉煌。“那就像让刘翔回顾在体校拿第一的日子。”他更愿意谈手中正在成长的项目。
去年夏天，张帆投资了一家名为占座网的企业。这家企业的创业者也叫张帆，是亿邮软件的开发者，两人在多年前就相识。去年再次相逢后，投资人张帆了解到创业者张帆这么多年尽管遇到了互联网泡沫那一段黑暗时期，却一直在扎扎实实做电子邮件，成立占座网后，计划做面向大学生的社交网络。张帆说：“他是那种我们要找的具有红杉DNA，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永无止境的企业家，不为潮流所动，扎扎实实向自己的梦想努力。这可能是你十年不会再遇到的企业家。”
尽管还没有收入，红杉当即就决定投资占座网。“他们表现出了超出竞争对手很多倍的战斗力。”张帆说，“他们的信念是不仅要成为领头羊，而且要成为这个行业的代名词。”得到红杉中国的注资后不到一年，占座网已超过所有对手，成为流量排名第一的面向大学校园的网站。
“我们投资的企业现在都还很小，但我们希望几十年后，100亿美金市值的中国企业在它们之中产生，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张帆说，“那样的话，红杉中国在中国风险投资历史上也就将打下烙印。” “我们是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 ——访红杉中国创始合伙人张帆
《商务周刊》：创立红杉中国之前，您已经是一位著名投资人。成为一只新基金的创始人，与过去的VC生涯有何不同？
张帆：过去我是孤胆英雄，现在的团队有10个同事，每一个同事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我们可以系统化地批量投资好项目。团队的力量比我一个人跑来跑去强多了。当时在那个基金里面5年投了6个案子，是因为受到很多客观限制，这么多年来我的个人风格没有任何改变。这是我热爱的事业。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且坚信只有踏踏实实才能获得回报，投资不是侥幸。
《商务周刊》：那么具体来说，红杉中国的团队有哪些特别之处？
张帆：我们像创业者一样辛勤耕耘，我们所运营的不是一个基金，而是一个企业，我们把自己当作“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必须要有创业者的意识，我们投资进去不是当老板的，不是当股东指手划脚的，不是定期开董事会其他不管。我们把钱看作是我们提供的资源的一部分，投资是一个苦活、累活，任何优秀的风险投资人都是扑在企业上，成为企业的一分子。一家VC的基因是什么？是我们跟企业家每一天、每一个会议、每一个硬仗，摸爬滚打，流汗努力辛勤耕耘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骄人业绩。
《商务周刊》：成立至今你们已经投资了20多家企业，什么样的企业会得到你们的投资？
张帆：找到这么多的好苗子，是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你碰到一个企业，你觉得这可能是10年不会再遇到的企业，具有思科当年的那种魅力，我们就会投。
我们抓的企业，期望是历史书上将津津乐道的企业帝国，它们不会淹没在众多企业之中。PC时代的苹果，软件时代的甲骨文，网络时代的思科，互联网早期的雅虎，现在的Google。这些都是行业里最为顶尖辉煌的标志性企业，大多数人抓住了一家这样的企业，一批二流企业，财务上他们就很成功。但红杉要打造的是巨大的成功，我们是要系统性地创造行业佼佼者，打造突破性行业的标志性企业。我们投的每一家企业都具有和我们红杉一样的DNA。我们希望20年后回过头来看红杉中国的案例，就像现在红杉美国的案例一样——一个浪潮来临的时候，我们希望占据领跑者的地位。
《商务周刊》：您对于创业失败怎么看？
张帆：人必须要有沉淀，没失败过的人，我认为是缺乏一些成功的基本素质的。很多人问我对创业的建议是什么，我说勇敢地去闯，勇敢地去经历失败。失败让我自己保持一个谦虚的心态，我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吃多少饭，有多少斤两，哪些因素是我可控的，哪些不是我可控的。做投资需要智慧，最终投资跟做其他企业一样，是做人，你胸中积累了什么，你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了你能否把握住成功的机会。
《商务周刊》：鼎辉、IDG、联想投资这些成功的国内VC一般比较崇尚低调，而你们却屡屡高调出手，并频频亮相于一些论坛，甚至以黄金赞助者的身份出现，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帆：我们去参加各种会议，跟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也是希望别人更了解红杉，仅此而已。风险投资不是作秀能做出来的，但别人让我去介绍一下红杉我不会拒绝，因为这可以使我们更快地接触到我们所愿意服务的优秀企业家。但这不是根本。优秀企业的根本不是做广告，根本是你的产品和服务，用户愿不愿意用你的服务，服务业不是靠往自己脸上贴金能贴出来的。 汝林琪：挖掘伟大的企业家
“只有把企业家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资人”
2000年底，汝林琪与同伴募集面向中国市场的第一支基金Venture TDF Fund Ⅲ(又名Venture TDF China Fund)时，中国的创投(VC)市场还远不是现在这么热，他们只募集到3300万美元。这么“微型”的基金规模曾经让汝林琪犹豫过要不要做，因为她在投行经手的单个项目融资额都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但她最终觉得，中国VC市场一定会大发展，作为一个GP不应该像LP一样，等到市场比较好的时候才进入。
做出这个选择将近7年之后，她和她的团队面临的是另一个问题：如何把新基金的融资规模控制在3.5亿—4亿美元之间。因为想投资凯鹏华盈中国基金的LP实在太多了。 “雄林振首”
4月24日，美国硅谷顶级风险投资公司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宣布成立其首支海外基金——凯鹏华盈中国基金(KPCB China)，VC业界的传奇人物、KPCB创始合伙人约翰·多尔亲临现场宣布了凯鹏华盈的合伙人团队：原软银赛富基金合伙人周志雄和华盈TDF基金三位创始合伙人——汝林琪、徐传和钟晓林。
KPCB是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曾投资过Google、AOL、亚马逊、网景、康柏电脑、EA和赛门铁克等国际知名IT公司，与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一起被并称为VC界的“双子星座”。此次华盈TDF联手周志雄加盟KPCB旗下，一时业内侧目。鼎辉投资合伙人王功权参加完凯鹏华盈的庆祝酒会之后，心情愉悦，特意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一首词，“从内心里为VC界英杰周志雄、汝林琪等联手合作由衷祝福”，词中以星斗比喻作为全球VC界泰斗的约翰·多尔：“小月辉天，春风逸卷云妆斗。雄林振首，笑勒燕然瘦。”
对于汝林琪来说，与KPCB的联手带给她的也不尽是兴奋之情，因为这意味着她将放弃TDF这个她一手打造起来的品牌。“对这个平台有感情，还是挺舍不得的。”她说，“TDF的梦想一直是希望成为中国最好的创业投资团队。”但考虑到竞争环境发生了改变，“中国企业家需要的资源更加全球化，长远来看，凯鹏华盈这个全球性的平台在业界会走的更成功”，权衡之后，她和TDF还是选择了去创立一个新的、更大的品牌。
“我们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基金品牌，希望十年后KPCB中国与KPCB美国有同样的成就。”汝林琪说。
她向《商务周刊》介绍了这次重量级联手的过程。两年多以前，抱着对中国的好奇，KPCB来中国考察。第一次他们约见了国内30多家VC，汝林琪和周志雄也在其中。此后，约翰·多尔本人又三次来中国，每次来都同汝林琪安排单独会面。
随着了解的深入，KPCB认为，最适合进入中国的方式是与中国的一支基金合作。在对中国的若干家VC团队进行遴选后，2006年年中，TDF成为KPCB的首选对象之一。汝林琪认为，双方的投资理念和价值观非常一致，是KPCB选择TDF的主要原因。
汝林琪说：“KPCB希望把30年打造的品牌交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团队手上，他们看中我们团队做事从长远着眼，相对来说在品牌的珍惜和重视方面也比较保守，所以比较放心。”
进入正式会谈后，双方一致认为，如果再有一位资深的合伙人加入，KPCB中国基金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平台”。在两年以前的交流中，KPCB对周志雄的投资理念和方式就很欣赏，于是他们找到了刚离开赛富正思考下一步职业规划的周志雄。
三方经过近7个月的沟通和相互了解，今年3月最终达成一致。
2006年底，汝林琪与KPCB的合伙人在KPCB美国办公室选了十几个与KP谐音的词，当时觉得“凯鹏”这个名字最好听，与华盈放在一起也和谐响亮，于是有了“凯鹏华盈”这个名字。凯鹏华盈一期基金总额被控制在3.8亿美元，预计投资20多个项目。“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适中的基金规模，没有太多资金带来的压力，能够投我们喜欢的项目。”汝林琪说。
凯鹏华盈的4位合伙人继续常驻北京和上海，汝林琪介绍，与其他基金不同的是，凯鹏华盈在投资决策权、人才招募等方面保持了独立性，同时其合伙人完全融入到KPCB全球的合伙人体系，“我们两边的合伙人团队会分享各自领域的赢利”。 以小基金博大回报
汝林琪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她12岁随父母移民美国，自幼学习工程，父亲希望她也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1980年代华裔的很多杰出人士都是理工科出身。在传统的工科院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机电工程专业毕业后，年轻的汝林琪进入IBM，做了一年的工业工程师。这一年中，她发现自己还是更向往“能将企业和金融结合”的投资银行。
1988年，汝林琪成为著名投行高盛每年在全美国录取的仅80名学生中的一员，进入高盛投资集团房地产投行部门，随后转做投融资业务，接触消费、科技、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领域。此后，汝林琪先后在美林证券香港及纽约分公司、德意志银行工作。12年的投行生涯不仅培养了汝林琪对资本运作的良好感觉和实务操作能力，也为她接下来的VC生涯做好了铺垫。“我很幸运进入投行工作，看了十多年的企业家，真的觉得他们是一个很令人佩服的群体，就特别想自己创立一个企业或者做投资方。”她说。
1999年10月，汝林琪离开投行业，进入一家朋友的公司做CFO兼COO，帮助这家公司融资1500万美元。在此过程中，她结识新加坡TDF(Technology Development Fund)基金创始人吴家麟博士，吴认为汝林琪比较适合做VC，以开拓北亚市场的重任力邀汝林琪加盟TDF团队，1999年底，汝林琪以GP身份加盟TDF。
在VC界如鱼得水的汝林琪很快认定，在中国建立一个长远的创业基金团队，将是自己未来人生唯一的事业选择。“我们预见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多成功企业出现，VC必须在这些企业还在早期的时候就找到他们。”2000年年中，汝林琪和吴家麟决定募集面向中国的第三支基金Venture TDF China Fund。6个月后，这支承诺资本为3300万美元的新基金正式成立，汝林琪及其合伙人团队开始常驻上海，负责TDF在中国的投资业务。
从2001—2004年，汝林琪等人用这支基金投资了15家企业，汝本人主要负责投资了网通、阿里巴巴、分众、百度和华友世纪等8家企业。2005年是低调的TDF一举成名的一年：TDF投资的公司中，百度、分众传媒和华友世纪登陆美国纳斯达克，AAC声学科技在香港主板上市，阿里巴巴与雅虎合并，TDF将所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退出近60%，其中汝林琪代表TDF Ⅲ在阿里巴巴C轮融资时跟进的投资回报在10倍以上。
一般来说，一家VC一年有一两个成功项目退出就是很令人高兴的事，TDF一年之内如此密集地实现高赢利退出，立刻使它声名鹊起，也因以小基金博得大回报而被专业创投研究机构清科公司评为当年的最佳创投基金之一。
“我们倒不希望好消息在一年之内全部出来，更喜欢每年都有好消息。”汝林琪笑言自己也对退出效率之高感到出乎意料。至2006年，TDF一期基金投资的15个项目中有9家已实现退出，其中6家上市，两家被收购，一家转让。汝林琪介绍，“现在已经拿回来的现金是基金规模的3倍多”。
2004年年底Venture TDF Ⅲ投资基本完成后，翌年年中，汝林琪与合伙人徐传和钟晓林又自己募集到1.3亿美元，成立“TDF Capital China Ⅱ L.P.”基金，Venture TDF更名为TDF Capital(上海华盈)，汝出任总裁合伙人。虽然依然叫“TDF”，但其中的含义变化为汝林琪(Tina Ju)、徐传(David Su)和钟晓林(Forrest Zhong)三位合伙人英文姓名第一个字母的缩写，钟晓林于2005年8月从集富亚洲加盟至TDF。
从成立到2006底，TDF Capital已用基金总额的40%投资了13家企业，汝林琪的新投项目包括东方般若、易查在线、玺诚传媒和中轩生物等。 “并非工作狂”
“如果不与KPCB联手，下一步我们TDF自己也会去募集将近3亿美元的资金，引进更多的合伙人，与凯鹏华盈的成长路径也是一样的。”汝林琪说。这位年轻有为的女投资家所拥有的出众方向感，使一支规模为3300万美元的基金在短短几年间成长为中国金砖上的亮点。
初入中国市场时，规模很小的TDF Fund Ⅲ承受风险能力不高，汝琪林等给基金的定位是“找到别人已经投资的企业里最好的企业”，因此这期基金中大部分项目都是与别的VC合投，其中2/3的资金是跟投，仅1/3是领投。这一策略使得资金有限的TDF既有效降低了风险，又最大范围内抓住了当期具有投资潜质的企业。
“他们的眼光很准，国内市场第二轮退出高潮中的企业大部分都被他们抓住了。”TDF受资企业思华科技董事长孙逸浪说。
到了规模数倍于一期基金的二期基金TDF Capital，汝林琪及其合伙人放缓了投资步伐，承担起更多的投资风险，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这期基金中，有8成以上的项目变成了TDF领投。在业界，周志雄以喜欢独投闻名，但汝林琪并不认为双方的投资风格存在很大不同。“可能我们的投资方式和手法不一样，因为基金背景很不相同，赛富是很大的基金，比较喜欢独投，而我们最早是一个微小的基金，喜欢与业界合作。经过与Joe(周志雄)半年多的相处和讨论，我们都认为双方心目中对要找的企业的判断标准很一致，都希望挖掘伟大的企业家。”汝林琪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只是走的路径不太一样。”
汝林琪以对企业家敏锐的感觉而闻名。“我看一个企业的时候，比较看重企业家对企业是否执著，以及这个企业家有没有把一个企业做成一家伟大企业的决心。”阿里巴巴这个项目被她称为“起伏最多，我自己学到最多，跟企业家沟通也最充分”的项目，她在2000年1月遇到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时，正值阿里巴巴最艰难时期，但她仍然看好马云会成为一名杰出的企业家。“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远大的理想，对很多赚钱的机会能冷静分析，什么值得花资源去做，什么不值得去做，选择的几个大的方向都很对。”后来阿里巴巴找到赢利点，度过艰难时期，2005年与雅虎的合并案让TDF实现第一次退出，接下来阿里巴巴的上市，将带给TDF第二次成功。
TDF是思华科技第二轮募资的领投者，进入之后，汝林琪及其同事帮助思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定财务管理规划，并介绍另一家基金GGV投资思华。“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创业公司。”孙逸浪把汝林琪称为“拥有高贵气质，VC圈里最美丽的投资家之一”，“她说话不紧不慢，温文尔雅，很有条理性，也很有说服力，往往在闲谈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能说服你”。
汝林琪对每一家被投资企业都怀有感情，她认为只有把企业家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投资人。她说：“看着投资的企业慢慢成长，逐渐茁壮，向着一个伟大企业的方向在走，是很让人怀念的一个过程。”
汝林琪每周工作近90个小时，但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能够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做事。”她说，“我希望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工作时间，但至少目前不会。因为中国有太多的投资机会。” 强人周志雄 周志雄的最终梦想，是要打造一个很大、很有影响力的基金平台 “要做大事”
5月3日，橡果国际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发行价15.5美元，第二日最高涨至27美元。该公司CEO胡煜君，联合创始人杨东杰以及董事Robert W.Roche的个人财富市值随之飙升到数十亿元。与此同时，继盛大之后，2005年1月投资橡果的软银赛富创业基金获得了第二个里程碑式的成功——据悉，赛富的回报肯定是“几何级数”。
主导投资橡果的周志雄已于去年下半年离开赛富，所以辞去了橡果董事一职。橡果在纽约上市的当天，周志雄正在美国忙于一个大型会议，此时他的身份已是凯鹏华盈基金合伙人，但杨东杰表示，“他在公司上市后会出任我们的独立董事。”
周志雄是当下中国风险投资界少数几个形成个人品牌的投资家，其独特的投资风格和如日中天的影响力，让业内人士王功权在凯鹏华盈成立时的贺词中用“男枭”一词指代周志雄。
周志雄早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1987年留学美国，1990年在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后加入贝尔实验室，四年间周从技术人员逐渐转为项目管理，开始管理200万美元级的项目预算。
对于认定的事，周志雄决策很快，有时甚至出乎常理得快。1995年，回国创办了UT斯达康的好友吴鹰邀请周志雄加入UT，去管理软银通过UT投资的电信运营商吉通。吴鹰给周描绘的前景是，几年之后吉通就是中国的MCI(美国的一家大型电信商)。周志雄当时在美国的工作是负责管理硬件设计方面的预算，虽然工资高，但“管的事不大”。“我一想在美国我永远做不了这么大的事，都没考虑就答应了。”周志雄对《商务周刊》说，他做出这个决定甚至都没有同自己的太太商量，要知道这意味着家里的收入一下子减了一半。
“从美国回来，我的家人牺牲非常大。”他说。从这件事上，也多少可以看出周志雄一心要“做大事”的性格。
1999年底，软银决定直接进入中国，成立软银中国风险投资基金，周志雄觉得“投资会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有很多事情是我来推动的感觉”，于是加盟软银中国，负责北京的业务。2000年软银中国成立时正是互联网高潮时期，到2001年底，软银中国投下的26个项目大部分不得不关掉，但这段经历也使周在对投资的判断上积累了经验。
华兴资本CEO包凡2000年时在亚信负责投资业务，在看项目时与周志雄相识，周当时是软银中国副总裁。“我感觉到他不像当时的一些投资人，做事风格更像一个创业者。”包凡评价说，“周志雄对商业机会的嗅觉相当好，决策相当果断，这要靠直觉。有经验才有感觉，这种直觉跟他在大企业和初创企业的经历都有很大关系。” 赛富岁月
2001年，软银和思科合作的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成立，当时软银中国当期资金告罄，周志雄觉得软银亚洲是“一个不能丧失的机会”，于是和同事羊东一起加入软银亚洲，任投资主管(Investment Officer)。
从踏上软银赛富这个舞台开始，周志雄得以大展身手，实现了事业上的数次跃迁。
盛大已经成为中国风险投资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软银赛富2003年3月投入4000万美元，以14倍(5.6亿美元)退出，软银赛富前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晶生称之为“软银赛富至今为止可测量的最成功投资项目”。但盛大的成功之后，黄晶生和周志雄两人先后离开软银，一直引得业界众说纷纭。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周志雄一直强调盛大一案是一个团队的成功，他本人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个说法并无过分之处，但媒体对周参与盛大项目做了种种细节描写，比如他前后20个月扎在盛大公司，连续玩盛大《传奇》游戏40小时直至脖子麻木不能动等。从新闻传播效力上讲，细节本身具有放大(blow-up)效应，媒体和读者往往更愿意塑造个人英雄。由于自身低调或其他原因，相对于周志雄来说，软银参与盛大项目的其他人士并未向媒体讲出如此生动的故事，因此，盛大是周志雄做的案子成为比较流行的说法。
《商务周刊》走访了数位参与盛大项目的当事人，基本得以还原盛大案的轮廓。周志雄是软银赛富投资盛大的三人核心团队(黄晶生、周志雄、周东蕾)之一，该团队在项目投资前的考察、纠纷斡旋、谈判以及方案设计上是主力，投资后该团队又扎在盛大承担各种增值任务。首席合伙人阎炎在此项目的项目来源、投资决策推动、大宗合并案和项目退出上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此外软银赛富香港和韩国的合伙人也为此项目做出不可或缺的贡献。而周志雄在项目中所做的大量工作，获得黄晶生和阎炎的充分认可，他因此也在软银赛富内连年获得提升，四年不到就从投资主管升到董事直至合伙人。核心团队的另两位成员也都因盛大的成功而迁职，黄晶生走马上任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又被陈天桥请回盛大做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主席；周东蕾在盛大上市前加入盛大做投资关系主管。
在软银赛富短短数年间，周志雄还主持投资了银联商务、银商资讯、北京移数通、世芯电子、ATA、ADU、橡果国际等十多个项目。从盛大以后的第一个项目银联商务开始，周志雄在世芯电子、ATA等14个企业的董事会上都拥有董事席位。2005年赛富独立后，周的身份迅即变成合伙人，由于投资决策权转移到7个合伙人手中，周志雄在投资委员会也拥有了一票权利，直至他离开赛富。 全能投资人
赛富首席合伙人阎炎曾评价周志雄是一名“全能”的投资人。理解力强，出手果断，勤奋而精明是很多周志雄投资的企业对他的评价。橡果国际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杨东杰已经成为周志雄的好朋友，他对周评价很高。从2002年开始，为向国外股东Robert W.Roche汇报公司的财务情况，橡果聘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德勤做完报表后发现了橡果在营业额、利润率、内部管制、纳税情况、财务治理以及营运模式的可持续增长性等方面都具备了上市资格，于是向多家财务顾问公司推荐。之后陆续有渣打银行、汇丰银行、霸菱等近20家投资机构找上门来。
当时橡果并不太需要钱，因此想寻找一家有名的、对公司业务能有很大帮助的战略投资者。但遗憾的是，很多投资者乍一看就把橡果的模式归为国外已经成型的infomercial(电视短片)或home shopping(电视购物)，“我们自己恰恰不这么看，中国没有购物频道，所以我们不是home shopping，在美国你也看不到连续8年持续增长的infomercial公司。”杨东杰说，“实际上我们利用现有中国的物流状况和特殊的媒体条件，创造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直销＋分销’互动的模式，这是我们的核心模式，我们非常希望投资人对橡果的运营模式有清晰的认识。”
杨东杰遇到的知音是周志雄。“我们给他讲公司模式和亮点时，他几乎没什么障碍就能理解，这可能跟他在企业有实际的业务经验，和在国外待过多年有关。”并且，“有些基金比较容易有官僚程序，一遍遍开会，谈起来都是表面化的走过场，而Joe(周志雄)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能比较快深入到管理团队中，花很多时间跟团队交流，这有利于他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杨东杰介绍，2004年底，见第一面后不超过一个月，周便决定做投资，2005年1月，双方签署了投资协议书。
杨东杰对周志雄的评价是：“他脑子非常清晰，你很难看到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有模糊的地方；其次，他很知道如何既坚持自己基金的利益，又照顾到企业家的情绪，谈判中大家争吵起来，他能够把这么多人的情绪协调到平稳。”
“Joe有他的一套办法。他非常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能让大家接受看起来很难接受的事。这挺不容易的。”杨东杰笑着说，“但其实到最后我们发现Joe条款还是签得非常精明，我现在时常感觉被他忽悠了。”
关于察人、识人，周志雄对《商务周刊》说，“在公司运营方面，我在美国和UT斯达康都做过公司管理层，回国之后的前几年我其实一直在跟国有企业打交道，这些经历对我非常重要。首先关于投资人与被投资人的关系，国有企业里的激励是怎么回事，怎么去管理这些机制？你在这些企业里做过之后，脑子里就多长了一根筋，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对方要干嘛。”
包凡认为，在中国的投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投行背景出身，另一类是实业背景的投资人，周是后一类的代表。第一类人对于项目的运作、设计条款和结构很熟练，但对公司内部管理团队的判断往往不如后一类，因为他们没有在企业里做过。第二类人的弱点是，由于他们在企业里待久了，往往视野比较窄，有的时候很难跳到一个行业的高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属于两方面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包凡说，“在微观上他比较了解一个企业内部的问题和优势，也能从宏观的层面去看到底哪些行业值得投资。” 做企业家的知音
著名画家陈逸飞的长子、逸飞集团执行董事陈凛，曾于2006年9月与周志雄合作投资网络广告渠道联合体AD Union(ADU)，ADU由世纪辰光等13家搜索广告代理渠道组成。2006年初，陈凛与周志雄做了一段网络广告行业尽职调查，他们本来想引进一些国外的新产品，比如个人门户网页、广告代理和新的搜索引擎等，但调研之后发现这个行业渠道不足，于是决定把零散的渠道“攒”出一家公司来投资。
当时这个行业也有很多投资人在看，但大家都不敢碰，总觉得整合渠道是很困难的事情。周与陈看准之后，找到世纪辰光等4家渠道商，于2006年5月签订了投资意向书。但马上，就有多家实力强大的投资商前来高价竞标。周志雄在紧急关头分别去和几家企业交涉，告诉他们纯粹的渠道价值不会太大，渠道整合只是第一步，他的想法是等把渠道整合好后加载一些新产品、新技术。“这个模式对企业家来说也是比较有趣的，因为纯粹作代理的利润很薄。”陈凛说，周利用已投资的其他企业资源，描绘出一个宏大的商业构想，与企业家做大的愿景契合，最终拿下了这个案子。
周志雄2005年3月投资的提供考试认证服务的ATA公司已经进入上市前静默期，周曾坦言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企业最低调。ATA首席执行官马肖风对《商务周刊》说，“我们俩之间的故事很平淡，但我们的关系内涵比较深，建立了很深的默契。”
2004年11月，周志雄与美国归来的马肖风见了第一面，第三天双方就把投资意向书签了。马肖风当时并不知道周对他们企业的了解有多深，直到有一次周带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普林斯顿大学基金等五六家基金的经理来公司考察，马肖风等人用英文阐释不清公司的业务，周代为讲解。马肖风回忆说，“他对我们的商业模式中最核心的东西理解都非常准确，在表述的时候非常熟，我们背了很多要素，讲了半天没重点，他从他的角度很快就把这些重点一二三四表述出来了。”
让马肖风感动的是，ATA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时会遇到瓶颈，或者原先计划遇到障碍，马肖风就会去找周志雄。“他不是像别的投资人对创业者拍桌子，质问‘你们怎么搞的？’他是首先听原因是什么，然后从他的角度提建议和方案，很尊重我们。”马肖风表示，“他辞去董事我们挺舍不得的，我们还在努力请他做我们的独立董事。”
周志雄的精力充沛在业界是有名的，很多他的朋友都说，周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爱好。杨东杰曾对他开玩笑说：“你就吃这么点，还只吃素，哪来那么多能量？”他回忆与周共事的时候，周“熬很多夜，虽然有时候他有倦容，但很少体现在行动中，他的脑子仍然一直转着，跟机器差不多”。
周的好友陈凛说：“我知道他的最终梦想是打造一个很好、很大、很有影响力的基金，他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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