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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不时有主流的知识精英，批评互联网对于重要决策的“干扰”，时而说“经济学家要顶住互联网的压力坚持真理”;时而说“互联网如耍猴”，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清华大学的李稻葵教授、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等等。
李稻葵教授公开批判“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他说，“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
张维迎则说：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
而经济学家樊纲最近在某报论坛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外，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此言既出，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口水讨伐。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先生直言樊纲此论不知是赞扬政府“民主”“谦虚”到盲从网民的地步，还是贬斥决策者的草率。
这些曾经一言九鼎，如今依然以一当十、当百、当千万的主流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鞭挞互联网，出现普遍性的“互联网恐惧”，归根结底，是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定位的不确定性的恐惧。
众所周知，在互联网出现以前，表达的权利基本上被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一些经济精英所把持，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与潜意识自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既是他们的道德和学术追求，也是其“货与帝王家”的资本。在此情形下，传统知识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抱负中实际上也包含着“为天下代言”的自负与精英独裁倾向。经世济用，是中国读书人从古到今的梦想，能够直接以自己的学术观点影响政府政策，更是知识分子职业生涯中的极大荣誉和成功，也是其必不可少的晋升之阶。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公众表达的门槛非常高，因为无论从政策上还是从经济上，传统媒体的准入门槛非常高，专业期刊、主流媒体、学术会议、政策讨论会等等，非主流精英不得其门而入。
但是，网络的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言论表达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公共空间”的初步形成。它是历史上堪称伟大的一次技术革命，与以往的任何技术革命不同，它第一次通过技术将社会政治民主和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摆在了前台，意味着人的权利平等有了最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因为，人的一切权利，从表达的权利开始，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自此生机勃勃。它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知识精英的表达特权，甚至屡屡直接反击知识精英们的言论。
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分子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传统道路，拒绝与互联网合作，并试图通过否定互联网言论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传统地位；二是积极参与到互联网这个“观点的自由市场中”，让自己的观点也在各种冲突的言论中大浪淘沙，最终由时代和历史来选择。事实上，前一条道路已无可能，惟一的办法就是合作。因为包括否定网络言论的观点本身，也已被无情地扔进了互联网这个无比巨大的汪洋大海，经受着时间和“网意”的考验。世界本来就是个彼此联系丝丝入扣的网，任何人不能置身度外。
必须强调的是，任何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因此任何表达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知识精英在指责网络言论缺乏理性、乱七八糟的时候，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自身的理性同样是残缺不全的，政府的理性也是如此。而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正是让各种貌似残缺理性互相纠错，不断修正。政府则可以在各种冲突的言论中寻找平衡。
此情此景，知识精英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是不是要“沦落”成互联网这片汪洋大海中的沧海一粟？不必悲观!知识精英与众不同在于，他比别人拥有更多的知识，知识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穿透现实的迷雾，为解释现实寻找历史的参照和坐标。就像一座山，一般人只能看到这是一座山，但知识精英却可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是站在山上看，而是站在山外看，看得清这座山在整个知识版图中的位置。谁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谁的观点就最有可能脱颖而出成为主流观点。互联网时代不是不需要主流，而是主流的生成机制与传统有了很大区别。
此时，知识分子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坐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调整自己的路径和方向。否则，不是等你来抛弃互联网，而是互联网和时代抛弃你。时势终归比人强，在宇宙和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人算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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