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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
北方网消息(记者赵海涛 张薇 刘一鸣)：由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指导，信息产业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05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中国•天津)、第十届中国(天津)信息技术博览会暨国际IT人才交流会和首届中国(天津)汽车电子产品展览会(简称“两展一论坛”)开幕式于11月4日在天津国展中心举办。
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每两年在津举行一次，今年是第三届，是国家级信息化发展高峰论坛，对推动国家信息化有着重要的促进和影响。论坛围绕“信息•和谐•发展”的主题，以科学的信息化发展观，促进国家信息化发展，大力推广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论坛将推出“信息•和谐•发展”、“企业信息化与电子商务”、“网络与信息安全”、“环渤海信息服务业”、“电子信息时代的汽车工业”、“智能建筑高峰论坛”、“信息化与人才”等主题论坛。
4日上午在天津大礼堂中剧场3楼1号会议厅举行的是“信息·和谐·发展”主题论坛。出席该论坛的领导和嘉宾有：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曲维枝同志、天津市副市长杨栋梁同志、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陈阳进同志、建设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金德钧同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吴敬琏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院倪光南先生、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总裁高瑞彬先生、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先生。应邀出席论坛的还有，国家有关部委环渤海各省市信息化厅、局、办的领导，参加会展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以及天津市各委办局县的代表约400多人。
以下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的现场演讲实录：
今天的讲演，原来准备的稿子很长，我听说只有20分钟，但是讲不了这么长的稿子，我选择一些要点讲一下。
刚才报了很多头衔，其实那些头衔跟这个会议的主题无关，我有另外一个头衔是有关的，我是我们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过去一年多的工作里面，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最近闭幕的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对这个规划《建议》里面，把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要说这是一个老问题，提出计划经济的增长方式有问题，需要从所谓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转向内涵型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这是一个原来苏联在60年代后期提出的。我们自己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制定从1996-2000年的五年计划的时候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深感到我们增长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增长的方式有问题。在第九个五年规划里面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其中第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的增长方式。
在“九五计划”期间，是做了一些工作有一些进展，但是到“十五”计划期间，虽然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就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但是因为各种条件我不能深入分析了，在我最近的一些著作里分析过，什么条件造成把新型工业化道路解释为一个旧型的工业化道路，就是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所走的道路。所以到“十一五”又强调的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我今天想讲一讲为什么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怎么来完成“十一五”所要求的转变增长方式这个任务。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的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里给了一个分析的框架，也就是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等，他们在近代的经济增长中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阶段，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增长模式。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在这个框架下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分歧，就是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他们一直以来从进入中世纪后期以来，就经历了四个阶段，跟我们有关的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和第四个阶段。跟我们有关的第二阶段就是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也就是说十八世纪的中期开始到十九世纪的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工业化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带动手工劳动，驱动的因素是技术积累，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我们有一个叫“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第三个阶段从第二个阶段从到期经济增长到现在的经济增长开始的实点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从十八实际后期就开始，有的人认为是到十九世纪20年代才开始的。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全面展开，是在十九世纪后期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现代国际增长是第二个阶段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主要内容和早期经济增长不一样，主要是靠效率提高，它的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它的主导产业是跟服务业一体化的制造业。信息时代大致上从现代经济增长到信息化的过渡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然进入了信息时代，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个时代它主要驱动的因素其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中两个重要的潮流的汇合，一个就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服务业的发展。
因为信息产业基本上是一个服务业，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样问题呢？建国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就是沿着苏联式的一个工业化道路在走。这个工业化道路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后期老式的工业化道路的延续。我不做很多的理论，刚才将的哈罗德-多马，多马是一个波兰人他在哈尔滨念过大学，他很受苏联20年代增长理论、增长政策的影响。所以把资本积累作为支撑增长的主要因素，早期不管在苏联还是在哪儿都有很大的影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又明确遵循了所谓斯大林的用大量的资金发展中华工业这么一条工业化的道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领导曾经想各种办法来改变因为苏联这套增长模式造成的后果，有一个问题就是着眼点更多的是想改变结果。而没有能够把重点放在改变原因，体制上的原因、政策上的原因没有得到改变。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应该说强调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所以说是两个转变，不是一个转变，但是在“九五”期间除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所规定的一些改革取得的进展，没有把改革贯彻到底。到了世纪之交有了合适的气侯，上上下下好象自发地回到了老的道路。以至于出现了这种很奇怪的现象，把新型工业化道路解释为“重工业化”。于是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03年的经济过热和04年的宏观经济调控，经过这一次经济波动，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一定要改变。
为什么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可以看最近几年我们碰到的经济问题都是跟这种增长模式有关的。
我这里列举了报刊上说叫“七大罪状”，就是说很难说这是一种增长模式的罪状，它引起的不良后果是很明显的。
总的一条就是不能够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原则来配置资源，使得我们经济的整体效益下降了。大家都公认，我们的资源禀赋，它的特点具有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我们劳动力的队伍应该说好学习、有纪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开发的资源，但是其他的资源我们是短线的，资本资源是短线，自然资源是短线，环境很脆弱，十几亿人生活在这儿一块土地上，开发的时间有很久了，所以环境是很脆弱的。在这么一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走早期的增长道路是走不下去的。结果不是按照发展经济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则，就叫“扬长避短”发挥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且“扬短避长”。这样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比如说我们在技术开发和产品换代上面的努力应该是很多的，因为依靠我们的廉价的劳动力，依靠各种原来体制的遗产，比如说要素价格的扭曲，土地、信贷这样一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在计划经济下就是压得很低，甚至不要钱。这种传统现在传下来了，靠着这么一些东西来(靠劳动力便宜)，用数量取胜，大量出口。现在我们的依存度在大国里面很少有这么高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我们的服务业发展得很差，所以我们就不能有一个制造业的制造体现，现在制造业的价值链是一个弧形的，附加值高，赢利性好这些业务在价格链的两头，一头是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另外一头是工业链管理，品牌营销、金融等等。中间最低的那一点就是加工装备，因为没有发挥我们的优势扬长避短，结果用一个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的说法，就是我卖硬苦力的，在世界分工里面卖硬苦力的。
本来我的演讲稿里面还用了《华尔街日报》苏州做鼠标的例子。钱都是别人赚了。我们搭上了不可再生的资源，搭上了环境，最后拿到了很少的一点辛苦钱，因为这样一来，你还必须要养活自己，还必须以数量取胜。以数量取胜的结果就是造成和贸易对象国的摩擦，搭上了环境，搭上不可再生的资源，还得出了倾销的恶名，所以利润的大头就被人家拿走了。当然很快造成了自然资源的紧张、煤电油运的高度紧张，生态环境的加速恶化，而且有些人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有1亿5千万以上的农民需要到城市来就业。我们需要把世界上有需要的产品都揽到我们这里来制造。其实发展这样一些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它创造就业的能力又很差的。所以这几年，虽然有了大量投资，产值增长也很快，但是就业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而且他造成了很大的隐患就是金融系统的风险在积累。
因为这个产值的增长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支撑的，而这些投资往往是效益很低，回报很低，从中长期看会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积累，造成我们金融系统的隐患。如果对照东亚的经验看，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研究东亚为什么爆发这样的危机，应该说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是很快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投资驱动型的早期增长的模型使得金融系统在支持高速度增长的同时，积累起了很多的金融的隐患。
针对这种情况，总结了近几年的经验和我们历史上的经验，所以中央在“十一五”规划里面特别强调了这次一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怎么来转变增长方式呢？
第一就是要学习先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社会矛盾也是到了非常尖锐的时期，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他们的增长方式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是靠什么？我们都可以做。基本上说大概是三条：
第一条就是要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不光是我们的研究部门、教育部门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我们的企业都可以做，点点滴滴的技术创新积累起来，才会有技术的重大突破。
第二点就是发展服务业。这一点在我们国内是特别不注意，人们以为，服务业是等到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常常有这么一个误解。实际上服务业的脱颖而出是跟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现在经济增长模式同步进行的。二十世纪初期，服务业就已经成为先行的工业化发展国家中最大的一点，它起的作用按照老一点的经济学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强调了总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者加起来构成的，而且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服务业对于提供市场的基础设施，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有非常好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我们天津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北的经济重镇跟这一点是大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服务业的中心。商业、金融、进出口、航运等中心都在天津。
这两者会合起来，把基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化带动我们的工业化，降低我们的工业化的成本，我们现在工业化的成本太高了。这里只说一点，我们对信息产业的认识还有一点经济误区，就是按照早期工业化那种概念来看待信息产业，就是把信息产业所发展得快，发展得慢，就看它的产值增加得怎么样，服务业不在乎物质生产力，其实信息产业它基本上是一个服务业。因为这种认识误区和其他的政策配套，我们现在存在一个问题了，我们信息产业的结构跟别的国家信息产业结构是反过来的。别的国家信息产业结构大致上是硬件占25%甚至更低，软件和服务占75%甚至更高，我们是恰恰反过来的，一讲就是硬件。我们现在的软件加服务在我信息产业产值里面大概也就占25%左右，应该让我们的信息产业能够渗透到各个部门里面，改造这些部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比如说天津要成为一个商业中心、进出口中心，很明显一个产业就要发展起来，我看大会介绍上也有，就是现代物流或者叫做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当然有一个制度条件。比如说合同执行情况要很好，很重要的技术就是信息技术，没有现代信息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物流。我已经超过时间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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