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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阚凯力
“小灵通现象”的历史教训
小灵通的情况最近不妙。首先，日本的村田制作所宣布自去年5月以后就没有接到过小灵通元件的订单。接着，把在日本早已破败的小灵通贩运到中国来发财的UT斯达康宣布巨额亏损。在小灵通的发源地日本，DoCoMo更是因巨额亏损而停止该业务。与此同时，国内各种媒体关于“小灵通还能灵多久”、“小灵通前途未卜”、小灵通“日薄西山”、“忐忑中等待宣判”等等评论报道接踵而来。去年年底，中国电信新任总经理王晓初说中国电信搞小灵通是“不得已而为之”，开始为小灵通退出历史舞台下起了“毛毛雨”。紧跟着，信息产业部奚国华副部长在“不得已而为之”的说法之外还加了一句，说中国电信是“情有可原”。在“两会”期间，原信产部长吴基传更是重申“小灵通发展到最后，国家是受损失的”，很有为小灵通“盖棺定论”的味道。如此看来，小灵通真的寿命不长了。那么，仅仅一年前还“红极一时”的小灵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首先，正如信产部多次专家论证早已得到的一致结论：小灵通从本质上就是一种“技术上没有前途的系统”，“不适合提供大规模公众业务”。其致命缺陷之一，就是它基站的小覆盖、小容量的基本特点。众所周知，小灵通的PHS技术由无绳电话而来，其基站的覆盖半径只有移动基站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而覆盖面积则只有移动基站的百分之一到万分之一。这样，要在北京达到与几千个移动基站同样的覆盖，就需要上百万个小灵通基站。很明显，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时，小灵通即使达到了与移动同样的覆盖，但是用户一旦集中，此地只有几个或最多二三十个话路的小灵通基站就会完全阻塞，而相邻仅几百米的空闲基站却丝毫不能分担。这样，为了避免阻塞，每个小灵通基站都必须预留大量的冗余容量，并因此进一步扩大其网络成本。对比之下，移动基站在广大的覆盖范围内，无论用户在任何地点集中，都可以动态地利用几百条话路提供服务，再加上其二频、三频配置，就可以避免任何阻塞的发生。正如吴基传所说，“用小灵通组网等于非得把自行车开成奔驰车的速度，不但做不到，而且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因此，在用户较少的发展初期，虽然小灵通还可以勉强使用，但是用户数量越大，它的致命弱点就越明显，而且越是无法克服。难怪一位专职负责小灵通的运营商经理抱怨，在小灵通用户已近七千万的今天，为小灵通网络“打补丁”的成本“爆炸式”增长，已经“远远”超过GSM的扩容成本。
目前，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小灵通无偿使用市话网的成本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吴基传所说，“小灵通发展的地方越多，亏损越大”。去年就有报道说，中国电信的小灵通仍然是亏损的，最早也要2006年才能收回投资。但是，随着用户数量的大发展，极其昂贵的“打补丁”工作却又欲罢不能。小灵通所带来的财务负担，已经日益成为运营商不堪忍受的重负。
第二，随着小灵通在2003年的大发展，移动运营商已经加紧了对小灵通的竞争。自去年年初开始，中国移动就推出了明显针对小灵通的“神州大众卡”。此后，移动和联通在各地的各种套餐层出不穷，从资费上也开始把小灵通逼上绝路。但是“困兽犹斗”，为了自己的生存，小灵通也不得不开始忍痛赠手机、送话费，在个别地区甚至还加上了与固定电话捆绑的“包月制”。众所周知，小灵通的唯一优势就是价格。但是现在，小灵通被迫采取如此极端的降价措施，就更足以证明它所面临的绝境。
由此可见，在网络和业务成本迅速提高、价格空间又大幅度缩小的双重挤压之下，小灵通的寿命确实屈指可数了。但是，面对运营商通过媒体大造舆论而发展来的几千万用户，如何避免他们的损失？面对数百亿已经被UT斯达康和日本供应商赚走的国有资产，如何有所交待？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恐怕并不是一句“不得已而为之”就能够“情有可原”的。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现在摆在面前紧迫而严肃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为小灵通寻求发展，而是如何使它尽早“寿终正寝”，如何尽可能减少消费者和国有资产的损失。
回顾“小灵通现象”的发展历程，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我国电信业对小灵通从未看好，它为什么还会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在我国如此迅速地蔓延？正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这不得不归咎于诸多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这是我国电信业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电信业的增长率曾几倍于同期国内经济总产值(GDP)的增长，彻底打破了全世界的历史记录。这固然是我国电信职工努力的成果，但更是电信技术革命与积压了几十年的电信需求同时迸发的必然产物。但是，电信业的一些同志却变得习惯于这种“高速度”，在电信服务已经变得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无视均衡发展的经济规律，把“信息化带动现代化”片面地解释为继续保持电信业的高速增长。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推动下，尤其在几年前把移动通信由原中国电信拆分出来之后，它为了找回自己的“增长点”，个别人甚至是怀着一种对打破垄断的“报复”心理，不惜铤而走险，大搞小灵通。
第二，这是市话垄断延伸的产物。众所周知，市话用户线是典型的天然垄断，全世界至今都没有找到打破垄断的有效方法。这样，小灵通无偿占用市话的缆线、机房和交换设备，实际上是利用原中国电信对市话的垄断地位，强迫市话用户对小灵通进行补贴。更为严重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市话与移动的不对等结算，明明是移动业务对市话的补贴，而中国电信却把它延伸到了小灵通身上。这样，小灵通一方面号称对自己的用户“单向收费”，另一方面却由移动用户为小灵通的来话“买单”。因此可以说，小灵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市话的垄断，强迫市话用户和移动用户对其补贴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这是对国有企业行政式管理的恶果。国资委在前年的成立，使电信监管摆脱了“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的尴尬局面。但是，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国资委，又难免受到多年来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而重蹈覆辙。在面对横跨几十个行业的近二百个大型国企时，既然缺乏对各个行业的深入理解，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分类“归堆”，实行粗放式的行政管理。尤其在自认为掌握企业的生杀大权之后，就不分青红皂白，放话对各行业的国企一律“只留前三名”，企图以行政的手段“造就几十个国际一流企业”。去年年底三大电信国企的高管轮换，更是置“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和“打破垄断、鼓励竞争”的大方向于不顾，以致成为西方“脱口秀”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笑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市话早已被视为电信业的“夕阳产业”，却被与移动通信归为一“堆”，一起考核。这种“赶着鸭子上架”的“督战队”式管理，必然迫使固网运营商更加背离均衡发展，为了寻找“增长点”而另辟蹊径，铤而走险。从这个角度看，固网运营商搞小灵通，也确实有“不得已而为之”和“情有可原”的一面。
第四，这是电信监管面对国有企业的失职。众所周知，我国电信监管部门对小灵通一直是“百般阻挠”，努力阻止和限制其发展。这里不但有技术因素，还有体制改革上的考虑。把移动通信由原中国电信拆分出来，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电信业的有效竞争，而小灵通的发展直接破坏着这次改革的成果。为此，中央领导同志曾明确批示，小灵通的“实质是中国电信变相开展移动业务”，“小灵通技术落后，盲目发展，后患无穷”。可以设想，如果是民营企业如此肆无忌惮，不但公司被立即封杀，连人都早被抓起来判刑了。但是，面对中国电信这种大型国企，电信监管却完全束手无策，只能步步后退，由开始的严格禁止，退到在“中小城市”的“市话延伸”，再退到在大城市也“不鼓励、不禁止”；对小灵通规定的资费标准如同废纸；甚至连运营商的经营许可和设备的入网证也都一律赦免。至此，在“无法无天”的国有电信企业面前，政府监管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职能。
第五，这是中国联通前任领导“高端”错误路线的后果。自1999年起，中国联通仅凭一个GSM网在低端市场的争夺，在短短的两年内，用户增加了十几倍，由百分之几的用户市场份额迅速发展到近三分之一，经济效益大幅提高。但是自2001年以后，其份额却一直停滞不前，已经开创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联通发展受挫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前任领导“技术驱动论”的观念作祟，不是以技术满足市场的需求，而是在市场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力图用技术“制造”需求。其结果，必然是投入大、产出小，使“高端”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投入巨资的CDMA及其1X严重亏损，不得不以GSM的收入补贴。这样，联通公司咀上说是响应国资委的要求，避免“恶性价格战”带来“国有资产流失”，实际上是自己已经无力通过价格竞争去占领低端市场了，是真正的“不得已而为之”。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市场“水涨船高”，中国移动也就乐得“隔岸观火”，守住自己的优势稳稳获利。于是，广大的移动通信低端市场发生空缺，为小灵通的乘虚而入打开了大门。可以说，没有联通公司的“高端路线”就不会有小灵通的大发展，而小灵通反过来又成为立足于低端市场的联通公司的最大威胁，使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历史的发展毕竟要遵循自己的客观规律，使全世界疑问丛生的“小灵通现象”也即将演完自己最后的一幕。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种种深刻教训倒是值得我国电信业的各方认真吸取，以此避免与“小灵通现象”类似的事件在我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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