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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刘先生拿着上个月的手机话费清单，感到有些奥恼。他挑选了很久才看中了一款资费套餐，原本打算以此来节省一些话费，但他现在发现，它的手机话费反而升高了。
“网内通话虽然没那么贵了，可是拨打网外手机的话费却是网内的3倍，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享受中国移动服务的刘先生来说，对“网外”指的是别的电信运营商。刘先生有不少朋友是中国联通的客户。
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出现在上海1200万手机用户，甚至更多的中国手机消费者面前，他们多使用着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那些层出不穷的“资费套餐”，他们一边沉浸在越演越烈的资费价格战所带来实惠的喜悦中，一边抱怨“资费套餐”所捆绑的网内网外差别定价。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决策层已经发出了强烈的整治信号。
“信息产业部将出台相关文件，硬性叫停电信资费价格战。”根据记者得到的消息，信息产业部将于本月25日组织电信专家研讨相关条款，新政策已是箭在弦上。
自由竞争，还是价格垄断？
“《通知》将要求各地通信管理局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防止电信且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低于成本地进行不正当竞争，防止主导企业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破坏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和秩序，形成新的市场垄断，乃至损害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一位接近国资委和信息产业部的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新政策的部分细节。这表明信息产业部将会把矛头指向如火如荼的资费价格战。
记者从上海联通得知，上海市通信管理局就曾经下过文件，要求上海移动在网内网外差别定价的行为予以机制。
然而，上海移动市场经营部总经理马永庭却表示，上海移动将继续打“差别定价”这张牌，他认为全球通客户的网内通话占到中国移动所有通话50%至60%，月消费超过600元的客户的网类通话比例过达到了70%。全球通是中国移动最主要的服务品种，作为在市场上占据较大份额的运营商，差别定价不仅有利于留住网内的客户，还能吸引部分流失的客户“回流”。很简单，当你身边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中国移动客户的时候，最合理选择当然是作出与他们一样的选择，这样你就能以较低的话费与他们通话，尽管你必须花上多一点的电话费来与其他一些并非中国移动客户的朋友通话，但显然这还是值得。
中国联通一位地方高层官员直接把这种手段称为价格歧视，他使用的比喻是“中国移动打击中国联通的生化武器”。他说：“照这样的态势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强者越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出现。”
2003年11月1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对价格垄断行为作出的界定是“经营者通过相互串通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定位，操纵市场调节价，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对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的中国联通来说，这无疑直接扼杀了它的发展空间，如果中国联通有意作出鱼死网破的反抗，使资费一降再降，那么最后结局恐怕是两败俱伤。
“在当前市场格局下，网内网外定价相差如此悬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的网外通话自由。”华东政法学院顾功耘教授说，“如果联通仓皇跟进也采取差别定价，那么也要挨上五十大板。”
资费恶战引发整顿
今年年初，信息产业部组织专家讨论《电信法(草案)》时，曾经透露了有意放开对手机资费管制的意图，不久前，信息产业部某官员公开表示，目前的电信价格监管方式已经不适应市场，信息产业部正在着手调整基础电信资费监管方式。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说，“以市场为导向”是信息产业部在2004年工作基调。这些都被业内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是信息产业部是要松动手机资费。
然而决策层在此时此刻发出强烈的整顿信号，如此巨大的政策风向变化究竟是为什么？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之所以改弦更张，是因为手机资费价格战在全国如火如荼的现状。”
在此之前，手机在高台跳水博得了消费者的满堂喝采。
电信价格监管之所以被指责“不适应市场”，因为8年前制定的官方资费标准仍然沿用至今，邮电部1996年1068号文规定，中国移动全球通业务的基本月租费为50元/月，全球通的主叫和被叫的基本通话费均为0.40元/分钟，漫游基本通话费是为0.60元/分钟。
1997年，标准出现了些须松动。《国务院关于解决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发展有关问题的批复》允许中国联通(含各地分公司)在执行国家规定的移动电话资费标准时可上下浮动10%。随后，中国移动的各项资费套餐方案也被批准。2000年信息产业部批准了中国移动的神州行预付费业务，这项业务不需要缴纳月租费，基本通话和漫游费比全球通高0.2元/分钟，2001年2月，信产部批准了中国移动的移动电话资费套餐方案(信部清[2001]132)，方案中推出了7种资费套餐。
资费竞争变成了“套餐”的竞争，话费的折扣已经毫无限制可言，虽然资费价格战突破了上海和北京这两个最后的禁区，战场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国内最重要的市场。
2001年以后，迅速席卷中国的是“小灵通”。这种以无线方式接入固定电话网的通讯工具使本来就脆弱的手机资费标准更加风雨飘零。在低端用户中，小灵通以市话的资费“贴身抢逼围”，对手机的替代作用非常显著。“小灵通”已经成为中国电信的利润主要来源，2003年“小灵通”用户增长153%，达到1835万户。逼急了的移动运营商不得不再次推出了优惠资费套餐和大幅度的折扣。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贵州发生的。2000年6月，贵州电信正式放号小灵通，整个黔南州的灵通用户数量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迅速突破两万人。贵州移动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已之下，最终决定正式推出“黔中游”——一种“事实上单向收费”套餐。
虽然信息产业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地强调资费价格战违反了国家的相关规定，但信息产业部却也相当无奈。手心手背都是肉，打在哪边都心疼，你说罚谁好呢？
由于战火愈烧愈烈，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核定的电信资费价格体系已经名存实亡，各家电信运营商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奋力拼杀，自然无暇估计监管部门的警告。
实际上，信息产业部没有闲着。信息产业部在2003年下发了几份规范性文件和一个整治通过，11月又组织了4个检查组和全国8个省进行实地考察，将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向电信运营企业进行反馈和通报。
“四并二”缘起国资委流失？
为这事头疼的并非仅仅只有信息产业部，国资委也感到大为棘手。
今年年初，国资委曾经派工作组到广东调查手机资费价格战的状况。据说，促使国资委排出工作组的导火索是广东联通在今年1月出现了6000万元的营业收入下降。
广东联通的对手也同样遭到了损失。广东移动一位经理承认去年广东移动由于打价格战损失了24亿元人民币。他随后加上了这么一句话，“可是不打损失更多。”
一番陆战下来，2003年各大电信运营商的业绩增长因此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危险的信号开始出现。
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移动公布的2003年业绩来看，营业额为1586亿元，比2002年增长23.4%，纯利润为355.6亿元，只比2002年上升9%，如果说营业额与纯利润之间的增长反差还不能直观地反映价格战的弊病，那么每月每用户平均收入(ARPU)呈逐级下跌态势，应该足以直接反应出问题。中国移动ARPU从第一季度的105元跌至第四季度100元，全年平均ARPU为102元，与2002年备考合并ARPU 115元相比，降幅为11%。
投资银行分析人士担心，尽管2003年中国移动的每股收益再次登上了新台阶，但是由于受到移动通信行业增速放缓，竞争日益激烈的影响，未来业绩提升空间有限。
中国移动也在抱怨，“移动运营商价格在价格上频频出击，客户数量虽然越来越多，可是每个客户的平均收入却越来越少，尤其一些欠发达地区，移动通信运营商不惜以低于成本的资费争取客户，出现了“增量不增收”的状况。
此情此境，也难免国资委不得不为各家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对冲”而担心国有资产流失。
两年前一幕仍然历历在目。一句关于单向收费的传言引得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香港股价大跌，中国移动为此损失了1000多亿港元的市值。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不得不出面澄清，“金口救市”，这件事曾经使得决策层大为光火。
现在，一切都显得格外小心翼翼。上述消息人士透露，国资委在4月抛出的国有电信运营上“四并二”方案，也是一个权宜之计。虽然方案受到电信运营商的认可，但是在政策层面上却出现了分歧。在这个方案中，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合并，中国移动与中国网通合并，目前中国的4家国有电信运营商将会被合并为两家。
合并方案未见眉目，各大电信运营商的主战场转移至京沪穗将意味着下一步的竞争更加残酷，对于各家电信运营商来说，主要的利润贡献就是来源于这样大城市的和经济发达的区域。
“广东省每年的利润就占了各家电信运营商全国利润的1/6。”中国联通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广东省的电信资费竞争局面绝对是全国现状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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