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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昕竹的小组正在日夜为中国电信业的监管者打造一把“刀”——精确计算出复杂难定的中国电信业各项业务的成本，并以之来确定资费管制的新框架，各运营商在市场中占有“蛋糕”份额的大小将取决于这个工具。这个由信产部出资2000万人民币，由中国社科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家和各运营商抽调人员组成的小组年初就开始封闭作业，连续不断地测算各种数据，为信产部计划中的新网间结算和资费管制体系提供支持。
时间的压力越来越大，张昕竹原来认为2月底将出台新政策的预计再次推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最新的情况是：作为专家组中方负责人——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主任——张昕竹对外宣称力争在6月份做出新的网间结算价格。
张宣布了他打造这一适用于不同运营商之间网间结算政策制定的工具之工具是，将采用长期增量成本来进行定价，即参考现实成本和将来成本的变化，以目前可以利用的最适用、技术先进、价格合理的网络设备，在现有网络基础上，计算扩大一个“增量”所需的费用。
计算长期增量成本必须建立一个计算模型，即以先进的技术设备模拟建立一个与现实网络功能类似的网络模型，再根据现有和预期的业务流量算出相应的运营成本，最后得到总成本。其计算的网络元素包括：用户电路元素、网络元素、局舍元素和成本元素。
由于此前信产部和计委并未就国内的电信成本进行过系统的测算，专家组面临相当繁重的计算过程。据接近专家组的一位人士透露，目前专家组所进行的工作还停留在清理不同电信业务成本的阶段，原定在今年3月份要做出新网间结算模型被一推再推，要各家运营商对此模型达成共识最乐观估计也要到明年年初，新的资费管制体系形成也就更无从谈起。
市场不等待政策
而来自市场的压力已经汹涌澎湃，包括移动电话间双向收费和“小灵通”不允许进入京、沪、穗等禁令已经形同虚设。
一周前，中国移动开始在北京市区推行其网间单向收费政策，用户接听网内来电时有三项选择：12元包100分钟来电、30元包300分钟来电和50元包600分钟来电，超出部分每分钟0.10元。同一时间，上海移动也开始推出一种“越打越便宜”的业务，资费根据通话时间的延长而降低，最低可至每分钟0.2元。联通在上述两地采用了和移动相同的降价措施，只是幅度更大。
变革中的中国信息产业部正逐步把对运营商的价格管制交还给市场，以确保自身监管地位的公正与独立。但价格竞争的迅速激化，加上基于竞争性市场的新资费监管体系尚未建立，使得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面临诸多困惑和挑战。
两家移动运营商在京、沪市场上的大打出手，不过是另一广州故事翻版，同样是由于小灵通进入广州市区，导致了移动、联通在该区域大幅降低通话费用，其中广州联通的12元包月接听所有来电，事实上接近于单向收费。
因此，不少关注中国电信市场的海外基金经理将小灵通进入北京、上海、广州市场视为信产部主动放开资费管制的一个信号。
Norson电信咨询公司的客户总监Craig认为，是否对小灵通开放上述三地市场完全取决于信产部自身态度，从中可看出监管机构此举并非是迫于海外上市的中国电信的盈利压力，而是出于刺激移动市场持续高速发展的考虑。
信产部电信管理局一位官员指出，根据年初信产部工作会议的精神，信产部将放开对价格的严格管制，逐步改由市场进行调控。“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是保障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而不是去过多干涉价格竞争。”这位官员说。
尽管如此，人们料想中的移动资费实现全线单向收费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实现。中移动集团公司一位发言人说，网间单向收费的促销措施由各分公司自行实施，从各公司所做的前期测算来看，不会对公司收益带来太大的影响。
而按照目前的网间结算标准，从固话网络打往移动网络，中国电信和网通并不需要向移动和联通支付结算费，因此外界推测考虑到资本市场的压力，除非小灵通实质上影响到移动运营商的利益，否则不会有全线单向收费的情况出现。
一些分析师则担心，尽管ARPU值的下降已是必然的趋势，但在新的资费监管体系未能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电信市场可能会重现当初美国和日本市场放开管制后的混乱局面：运营商收益锐减，甚至出现亏损，从而不利于产业的发展。
刚刚放开手脚的信产部，将如何面对电信资费市场？
成本定价的困境
专家组的首要任务是准确测算电信成本，这是运营商确定合理电信资费和政府实施有效电信资费管制的重要基础工作。
国内现行的资费体系最早是参照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在垄断时期的电信资费制定和管制方法，以总成本辅以专业间的交叉补贴为基础，由政府制定全国统一的电信资费标准。但由于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电信的固定成本，即电信网络的投资建设费用主要由国家承担，一直延续至今的固话资费实际上并未以成本来进行定价。同样，此后对于移动资费的定价，也主要考虑为移动网络的铺建积累资金，虽经前后8次调整开户费、入网费和月租费，每分种0.4元的双向通话费用也并未依据成本来进行定价。
中移动财务处一位声称，专家组曾拿出两个方案征求他的意见，考虑到这两个方案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基础上，因此中移动无法对新资费体系提出一些自身的看法和观点。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则认为，在运营商各自的分公司，以及不同业务之间进行结算前，还无法准确测算国内的电信成本。而且，采用长期增量成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成本，尽管很多国家现在倾向于采用长期增量成本的方法，但实际计算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计算结果有着很大争议。
另一困难在于，用长期增量成本进行定价的方法虽有利于形成较低的互联费用、激励主导运营商降低成本，但可能低于主导运营商的实际成本，导致主导运营商可能回收成本不足。从其它使用增量成本进行定价的国家来看，这一部分成本应由电信普遍服务基金来补足。但据负责设计国内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的信产部一位官员讲述，在各方利益的争执下，这一工作目前已经陷入停顿状态。此间很多人因而认为，一个新的资费监管体系的出台，有赖于整体监管环境的进步，例如普遍服务基金的确立、《电信法》的出台等。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抽象的计算模型，并无太大的意义。
资费上限管制浮出水面？
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一位官员说，无论采取哪种方法进行成本定价，在实际的资费管制中都将采取灵活的做法。关键是在垄断市场上多年形成的电信资费体系已不能适应竞争性市场的需要，监管机构对电信资费管制的方式已失效，表现在对电信资费管制过严或对市场上的恶意价格竞争又缺乏控制，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行之有效的资费管制系统。
多数国家在电信垄断时期都曾通过制定资本收益率对电信资费实现管制。FCC从1934年即对AT＆T进行资本回报率的价格管制，一直持续到1989年结束，其目的是防止垄断运营商获取暴利。另一价格管制模式称之为最高限价管制，其原理是将管制价格和社会零售物价指数、生产效率相联系。最高限价管制最初在英国电信市场实施，1989年FCC也将这种模式用于对AT＆T进行管制，并逐渐被推广到大多数国家的电信市场。
一般来说，资本回报率管制有利于刺激运营商扩大投资，而最高限价有利于激励运营商降低成本。一些国家因而也采用混合管制的方法：对于竞争性电信业务采用最高定价管制，非竞争性业务如本地电话业务，采用资本回报率管制。
目前国内各地通信管理局对运营商之间的价格战，实质上形成的“管涨价不管降价”管理方法，加之国资委成立后代替信产部对各大运营商行使出资人的职能，外界推测，最高限价模式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资费管制模式。也有观点认为，国内的电信运营商都是国有企业，不能等同于国外的私营电信公司，采用最高限价进行管制可能无法避免过度的价格竞争，特别是中国电信和网通拿到移动牌照后。相比之下，采取最低限价的模式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信产部清算司资费处一位负责人说，包括最高限价模式的多种资费管制方法信产部都在进行论证。其中一种模式是对于移动电话业务建议采取资费上限管制，对处于垄断的国际、国内长途业务和市话业务可以实行整体价格控制，并逐步过渡到资费上限管制。
但据电信管理局的那位官员介绍，目前信产部委托专家组所做的工作还只是基础性的研究，到新的资费管制体系形成尚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摸索。加上信产部新领导班子刚刚到位，只能依靠老办法辅以一些市场自身的调节来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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