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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讯一个月前向社会公布，正式开通“彩信”业务，“用手机拍照，把照片当短信发给朋友”，颇具诱惑力。但人们在享受新科技带来的乐趣与便利时，有舆论担忧：图谋不轨之徒、别有用心之人会不会利用它进行偷拍？有安全部门人士亦质疑，可拍照手机似乎难以规避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专用间谍器材”之嫌。但亦有观点对此不以为然——
著名作家陈村在第202期《新民周刊》撰文说：“手机变得一专多能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可打电话，可发邮件，可听音乐，可拍照甚至摄像，可当通讯录记事本翻译机，有这样一个电子跟班，时尚人士身上再不必披挂得七上八下的。有人竟说可拍照的手机妨碍隐私，算间谍工具。如果这样计较，天上的卫星也要摘下来，据说它连男人刮没刮胡子都能分清呢。”
“人到公共场所，什么给人看什么不给人看，在家早就分毫必究地规划清楚，既然不‘隐’，怎么还是‘私’呢？那手机又不是医生的听诊器。”陈村质疑，“如要说间谍工具，我一向知道那种工具做得奇形怪状，平常人认它不识，间谍才能保住小命。拍照手机大张旗鼓地宣传，唯恐生意不好，哪里还会是什么间谍呢？”
这位作家道：“反对者较为人文，耻于谈钱，盈亏与他无关。我说，这些先生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当它是个能打电话的照相机好了。我从牛仔裤的历史看出，有些反对派人士日后也是会穿的。到那时，即便老了没有女朋友可拍，拍拍孙子也很爽啊！”
同一期《新民周刊》亦在“真相问题”专栏中刊出华东政法学院法学博士生郭光东的观点。
郭光东说，的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也规定进行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器材包括暗藏式窃听、窃照器材。但细究条文，“专用间谍器材”中的“专用”二字以及“进行间谍活动特殊需要”中的“特殊”二字，已经明白无误地道出这种器材的稀有性。
他质疑，可拍照手机已在流水线上大批量生产，并已先在日本、欧洲、美国，继而在中国等地热销，如果我们还把这种规模化生产、普通人想买就能买到的手机硬说成是“间谍专用”，岂不是有点太不把间谍这种“职业”当回事了吗？
这位法学研究者又指出，更何况，可拍照手机在中国上市已经国家信息产业部批准，而且，依据《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专用间谍器材的确认，也要由国家安全部负责。所以，在国家安全部未正式确认其属于“专用间谍器材”之前，对该款手机的持有、销售、使用就都是合法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干涉。须知，在私权领域，“法无禁止皆自由！”
郭光东亦指出，其实，真要用心险恶，平常的照相机只要用得隐蔽点，清晰度会更高。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痛恨违法人而迁怒于手机。国家如需对某种产品出台限制性规定，只能基于一种情况，那就是其负面用途已经大到抵消其正面用途并影响广泛时，而且，这种判断还必须基于确凿的实证分析。依现时看，可拍照手机应属正当商品。
他更分析说，时下对可拍照手机的指责，究其深层原因，与我们因封建专制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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