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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人说过，方正集团也许是国内人事风波刮得最勤的地方。这句话不无道理，和联想相比，方正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大都和人事、股权斗争有关。方正从1999年之后步入“后王选时代”，2002年，王选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先于3月25日辞去方正数码的名誉联席主席及非执行董事，接着又于7月26日向北京大学和方正控股董事局提交了“不再担任方正控股董事和董事局主席”的辞呈，功成身退。当时评价认为，王选敢于此时放心离开，一个原因是“现在的方正已经告别人事地震，第二代管理层中张旋龙、肖建国、张兆东等已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正如两年前，方正的一次高层人事调整后，魏新对《财经》杂志而言：“方正差不多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地震，不过，这种事今后不会再有了。”
言犹在耳，8月初，在方正数码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李汉生宣布辞去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一职，接任者为此前从方正科技电脑公司离职的时西忠。市场顿时传言李汉生又要出局，地震再起。
掰着指头数一数，这已经是第四次成规模的人事迭更。
1999年，方正内部斗争以一场“逼宫事件”而全面公开化。先是赵威等中高层干部写信给北大校方反映渠万春与李汉生的矛盾。紧接着，香港方正第二大股东代表渠万春提出要王选辞职，理由是王选“管理不力，业绩不佳”。同日，张玉峰认为有必要讨论渠万春的建议，因为“事关方正未来的发展”。四天之后，包括张旋龙、张兆东、李汉生在内的一些高层干部联名上书北大校方，表达三层意思：一是抗议渠万春损害方正的形象，二是要求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下台，三是要求留下王选。此次的后果是北大校方介入，作出决定，加强对方正的控制，改组董事会，王选与董事长张玉峰双双离开董事会，张保留了上海方正延中科技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则保留了香港方正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北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闵维方任方正集团董事长，北大校产办副主任魏新、方正研究院院长肖建国任副董事长。而“逼宫”的发起者渠万春则在不久后变现了将近一半的股份，据说获得近10亿元现金，2000年投资成立高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1年裕兴举牌方正事件发生。2001年5月30日，北大方正集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解除祝剑秋集团副总裁的职务的决定，并宣布了祝的三大罪状。事件的前因后果如下：1998年5月，方正集团入主延中实业，更名“方正科技”，祝剑秋成为总经理。张玉峰在出走美国前，又将方正科技代董事长一职给了祝剑秋。1999年7月，方正科技副总裁冯沛然被迫离开方正，2001年加盟北京裕兴电子任副总裁。去年5月11日，裕兴联合4家资本伙伴，以超过方正科技5%的5.4%的股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举牌并提出增补董事提案，5月14日，方正集团向方正科技董事会提交提案，要求增补5名董事候选人，其中包括集团副董事长肖建国和魏新。5月15日，方正科技召开董事会，没有通过提案，祝剑秋发难集团控股公司。5月29日，上海证券报披露，裕兴和方正集团推荐的董事候选人存在关联人的可能性。6月8日，祝剑秋向上市公司董事会递交了辞呈，辞去代董事长和总裁的职务。6月28日，方正科技召开200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方正集团的提案，新一届董事组成，方正集团取得了股权之争的胜利。此事之后，祝剑秋出局，张玉峰不再任方正科技挂名董事长，方正集团总裁张兆东放权，魏新任方正科技董事长，2001年11月，在高清举牌风波不久，原方正集团董事长的闵维方不再任职，魏新接替。
2001年7月7月26日，在方正电脑新管理团队暨2001年下半年发展策略发布会上，方正科技下属的方正电脑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时西忠出任方正电脑公司总经理，此前先后担任过总经理的人有赵威、冯沛然、祝剑秋等，此时俱已离开方正。就任时，时西忠向媒体表示，“随着方正集团以祝剑秋出局为标志的人事纷争的结束和其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方正电脑的管理团队到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同时还表示有信心在三年后赶上联想。然而，2002年1月以来，时西忠就未再代表方正电脑出过面，公开场合都是周险峰出面。不久，时西忠正式宣布从方正电脑离任，其中原因秘而不宣。据称，原因在于方正集团的有关负责人认为时西忠7月底上任之际过于张扬，大肆接受媒体采访，过于抢风头，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原因在于时西忠和集团在个人股权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时西忠成为方正电脑第五位下课的总经理，和他的前任一样，下课的原因都不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或者对上市公司造成损失。
山水轮流转，自有高低。在方正的高层中，我们很少看到做上十几年，一步一步不断升迁的例子，好像除了少数的几个核心人物之外，其他的人一旦沾上高层的边，很快的就会消失在方正的体系中，像时西忠一样卷土重来的人属于罕见。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早些年的关于联想的报道刘军、贺志强、韩振江、王晓岩等的名字有出现，现在的媒体上也时常会出现，可是在现在关于方正的报道中再去找赵威、冯沛然、祝剑秋等人的名字只是妄费功夫。
人事斗争说到底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有人认为方正人事动荡不止的根源在于方正集团的业务在80年代靠王选研发、张玉峰推广的汉字照排系统发家，北大没有多少投入，等到集团做大了，开始的功臣却不能合法分享应得的收益，张玉峰没有机会像柳传志那样成长为企业的成长核心，而王选也没有精力来全面掌控公司的各个管理层。企业拥有者北大又无力过多干预集团业务，没有实际监督企业运行的有效手段，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缺乏有效的评价机制，结果没有人对集团发展真正负责，再加上集团成员的个人利益没有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北京大学从中获取的收益也不与集团的业绩挂钩，就只有追求个人利益、小圈子利益了。王选和张玉峰的矛盾和倪光南柳传志的矛盾一样不止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矛盾那么简单，张玉峰曾经表示“不能业余办企业”，针对显然是王选。而方正事变之后，很多人纷纷离开，原因只是站错了队。
方正事变后，虽然张玉峰退出董事会，但是事情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为裕兴举牌埋下隐患，方正科技一直徘徊于方正集团的权力中心之外。因为方正集团占方正科技的股份太少，构不成其主要收益来源，祝剑秋任董事长之后，方正电脑(方正科技下属)全力发展，方正集团2000年101亿元的收入中，方正电脑公司就占了近40%，然而，方正电脑仍然没有人进入方正集团的董事会。时又逢董事会换届选举，而在方正内部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必须由集团公司7人组成的高管“核心层”人员出任，祝剑秋既然不是董事会成员，也就意味着不能继续担任方正科技董事长，自己努力的成果要拱手相让，肯定不服气。正是居于这个原因，祝才会乘裕兴举牌之际向集团挑战，结果不幸成为牺牲品。
四次大的人事震荡，从说法程度来说，可能李汉生离职比较符合现实，也没有多少人事斗争的意思(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希望如此)。1999年5月，李汉生从惠普公司中国副总裁的职位上空降到方正电子，任方正(香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总裁。在任期间，改革和完善了管理机制，为香港方正“止血”。方正之所以需要李汉生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外企的管理经验，又是外面的人，可以无所顾忌的对当时的方正混乱的管理大刀阔斧的改革，2000年9月，方正控股有限公司以股权置换方式收购香港荣文科技公司，将其改造为方正数码后，肖建国担任方正电子总裁，李汉生转任方正数码总裁。方正数码为方正集团旗下专攻互联网业务的公司，任务主要中在电子商务技术及软件开发的工作上。此次离职，有关人士分析直接原因是他在方正数码依然拿不出过硬的业绩，尽管有互联网萎缩的原因在内，但是没有业绩支持，李汉生在方正的所有改革行为便没有多大意义。或许，也是因为他还没有找到方正的症结。
也许，这次李汉生下台，和前面所有的人事风波不一样，是一次正常的换将行为。但是还是有很多媒体将其划归为又一次人事地震，这不能怪媒体，着实是前面各种事情的影响力太大，惯性的思维连贯下来导致这种想法。而作为方正自己也该检讨一下，这种让人完全出局的方法是不是最佳选择，至少在联想，不适合一个岗位的人会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会给他换个岗位试试，实在不行才会让他离开，快刀斩乱麻虽然爽快，方便省事，减少不少麻烦，但是遗留下来的潜在问题后来却会不断暴露，害到的人还是自己。
方正曾经表示过他不要追联想，但是想做GE，不过，从人事上，方正就做不了GE。在GE，人是核心竞争能力，而不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他的成功管理，这里有暗示性的人事检查和360度评估、活力曲线。关于方正，尽管体制的问题始终被人提及，但是笔者觉得还是人和管理的问题，是现代管理、企业文化等具体的企业管理制度的问题。管理问题和体制的问题似乎是两个并轨，彼此关联又互相影响，某些时候，人还要重要一些。况且体制问题一谈起来就错综复杂，具有主动性的人的问题一定要好办的多。设若有一个坚实的管理队伍和管理机制，有一帮献身于企业的人，不说不再发生地震，就算地震又如何呢？所以此一点，为方正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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