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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技术黑洞，还是制度黑洞，两者对中国电信业发展的损害都将是致命的。
在中国技术手段再先进也是有极限的，说到底还是要解决市场环境的问题。电信反欺诈最终还要走向制度这个拐点。
“技术手段包括采用追踪的手段，看消费行为正常不正常，不正常就会在数据库里显示，一切超常情况都会被监视，这些不久后都会为各大电信运营商陆续采用，”谈到刚刚公布的2001年中国电信业高达200亿元人民币的欠费黑洞，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育平认为，就现阶段而言，中国电信业正处在技术为先的时刻。
几周之前，业界首次披露中国移动山西分公司已与一家IT厂商签约搭建电信反欺诈数据仓库，据说引入这种技术手段在国内尚属首次。
养痈已久的中国电信欠费黑洞似乎到了一个有指向的时刻——在行政诉讼等多种手段尽数上场且收效甚微的情景下，电信巨头又把宝押向了技术防范。
以技术手段寻求拯救中国电信业欠费黑洞之路必然要付出极大的成本，一个省市建设一个具有监控措施的数据仓库就需投资数百万元。“相比每年以20%的比例上升的欠费数字，技术上的投入还是值得的，”陈育平这样认为，几天前刚刚公布的数字是，2001年中国因盗用通信设施和用户恶意欠费的损失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户均60元以上，对于2001年营业额为3100亿元的中国电信业来说，损失的比例占到营业额的近7%，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一个科技为先、技术为先的时代，特别是在中国的信用体制未建立之前，寄托于技术破解欠费黑洞无疑是一个更理想的选择，但在纵横交错的电信业反欺诈之路上，技术防范之路究竟能走多远？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黑洞寄生的空间
一个月前，海南省电信公司向省高法提出申请，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电信用户巨额欠费案件活动，这是迄今为止海南省通过司法介入、强力清理欠费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此前海南电信积欠已多达数亿元人民币，省方已多次启动司法追缴，但收效不佳。
“电信公司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恶意欠费者的欺诈手段越来越高明。”一位电信业专家表示，仅靠行政手段防范欺诈欠费空间已不大，他认为现在的确需要“技术手段上提高一步”。
在中国电信大拆分之前，1998年全国电信业用户欠费高达156.5亿元，但在拆分后，各家再未公开过欠费数字。据业内人士估测，拆分后的几年内欠费比例数字每年都会以20%的比例增长。
在中国电信动荡的2001年，各家电信运营商一面忙于分拆合并，另一面又寄望于公检法系统，希望通过这条途径解决数字特别巨大的欠费案件。据说，在欠费的案件中，恶意欠费者占欠费用户的30%-40%，其拖欠费用则占了85%以上，恶意欠费已经造成电信运营企业呆账的比例越来越高、企业利润不实、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所有的电信运营商对各自负担着的欠费数字都讳莫如深。
在电信业专家看来，中国电信业欠费黑洞无非在两条线上寻找寄生空间——制度与技术，这两条线的缺漏都为欠费欺诈行为留下了缺口。
“无论是技术黑洞，还是制度黑洞，两者对中国电信业发展的损害都将是致命的。”中移动的一位人士表示说。“门槛的降低，市场恶意竞争给欺诈者有空可钻，”陈育平说。经历了拆分整合之后，中国电信已经有了六大运营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移动、中国联通、铁通和中国卫星，各家运营商为争夺用户，竞相降低入网条件，降低用户身份条件。
信息不共享被认为是中国电信业多家共存后的一道“鸿沟”。“互相提供用户名单，谁都不愿意冒着丢失客户的风险去干这种事情，”陈育平认为各自封闭的用户资源是令欺诈行为寄生的又一重要动因。据说，中国电信业几大公司的掌门都对欠费问题十分头痛，也曾有多方提出过建立一个类似“联谊会”形式的组织以实现信息共享，但时至今日最终以搁浅作罢。
与电信行动滞缓成对比的是，欠费者的欺诈手段却变得越来越高明，欺诈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国际电话伪装成市话的收费欺诈、公用电话被盗打、被盗手机盗打、被盗身份证注册手机伪造身份等是存在欺诈行为最多的几种情况，”电信研究院的陈育平说。
“从各方面情况看，中国防范电信欺诈已经启动多种措施，从行政到技术，大致有十几种，诉诸法律成为首要的清欠措施。”陈育平说。诉诸法律在过去几年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给防范欺诈蒙上了一层阴影。据有关报道说，一些地方党政机关缺乏行政经费，拖欠电信费用已经成为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还有部分公用电话业主在收取高额话费之后弃机而逃，形成了公用电话高额欠费。
中国电信另外的两种清欠措施是专人管理和定期在媒体曝光，这两种方法也只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起到了些作用，从根本上说大多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技术防范抑制消费
“把用户的信息集中到数据仓库，集中信息，包括每个用户平均每个月缴费的情况、电话费的情况，根据这些，可以给出不同的信用额度。”一位电信技术专家认为，在中移动山西首次尝试的技术防范手段将比以往更具效力。
技术上的进步令技术派在防范电信欠费黑洞问题上一时占先。据说，台湾的远传电信和中华电信在采用电信反欺诈仓库之后，挽回了30%-70%的欺诈收入损失。
技术防范已经成为一种选择。中移动自去年开始实行以话费预存为中心内容的实时监控手段。自去年起，对一些高消费用户，北京移动根据用户的信用度与他们签订个性化协议，其消费可以不受300元的限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移动人士说，未来中移动可能在某些地区实施新的配套服务，涉及身份证认证等方面，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无论是300元的限制，还是实施不同的消费额度，这些也都只是权益之计。”一家电信运营商的人士说，“运营商应该放大消费额度，不能仅用传统会计学原理，即应收帐和实收帐的差额来计算和衡量坏帐，而应考虑此项措施出台导致交易规模的变化，与所谓的‘坏帐’的减少究竟谁轻谁重。”
技术上的措施给电信消费刻下一道呆板的痕迹，这将是未来技术防范上最大的不足。技术防范措施不会有利于刺激电信消费更快的增长。
-制度拐点
没有一个国家在解决电信欺诈问题上只采用技术手段或行政手段一条腿走路的，一位电信专家这样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中国技术手段再先进也是有极限的，说到底还是要解决市场环境的问题。”陈育平认为，电信反欺诈最终还要走向制度这个拐点，“电信竞争的激烈可能诱发更多的欺诈，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陈育平还认为，各家运营商在反欺诈问题上的联合应尽快提上议程，这种联合应该互相提供欠费用户的黑名单、互相提供欠费者的信息、协助清欠。
在制度这个拐点上，个人消费信用将成为问题的主导。处于空白中的中国社会信用体制自然限制着建立电信个人信用体制的可能，“如果谁都不迈出第一步，信用体制何时才能建立，电信、金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打头阵。”陈育平发出了呼吁。
建立一个信用体制，可能比建立数据仓库成本更大，但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更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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