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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周刊》：微软在中国的战略由谁制定？ 高群耀：是由微软在中国的主管定的。包括产品价格策略、具体运作方式。我的工作本身是深入地了解中国，同时了解微软的战略和中国结合。我认为微软要在全球做好，就必须在中国成功。 《新经济周刊》：那您怎么看待此次微软在北京市的正版软件采购上的失利？ 高群耀：关于这一次政府采购案例的具体细节，我不好评价。具体运作这件事时，我正在休假。我想我们是尊重政府的选择，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因素在里边。 每天微软都有成百上千的案子在发生着。但本身这案子是重要的。北京对于微软来说，是不同寻常的重要。我本人几乎总在北京，我们的经理人也都在北京。北京政府能够进行正版软件的采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为此欢呼。北京市政府在正版软件上的举措、力度、立竿见影的行动，是整个产业的福音。从这一点上看，政府虽然没有采用微软的产品，微软仍是兴奋的。 《新经济周刊》：有人说，微软在这起政府采购的出局，说明微软同政府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 高群耀：不是这样。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事实上，微软与北京市政府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相当密切。而且在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之间都有。就在本周，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还有非常重要的合作(昨天，微软同中关村科技、四通成立合资软件公司)。最近，微软在北京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的建设招标中中了标。微软的产品还在北京市各级政府中和中央各部委中被广泛采用，包括新闻出版署、外经贸部WTO司、版权局、税务、海关等等，多得数不清了。微软还是国家计委、经贸委的企业信息化工程中的主要参与者。我本人都参与了北京市政府的社保项目，微软提供的是技术与关键性解决方案。 《新经济周刊》：听说您本人与北京市政府高层的接触也比较频繁？ 高群耀：是的。我与北京市政府高层的接触确实相当的频繁。来微软这两年，每年我和贾庆林书记、刘淇市长都有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工作，有些事情都是现场办公就解决了的，我心里是蛮感激的。昨天的合资项目，就是今年9月CEO史蒂夫.鲍尔默在和贾庆林书记会见时提出来的。我们还有很多项目正在进行中。从这个角度说，微软和北京市政府在非常顺畅地沟通着。北京是微软非常看重的地方，我对北京有特别的热情。我本人一直在北京工作，主要的经理人都在北京。 《新经济周刊》：还有人认为，倘不是政府的原因，就是因为微软产品的价格过高，不如本土的产品具有竞争力。 高群耀：许多人对微软在中国的价格策略有些误解。微软产品的定价，普通公众可能以为就是摆在连邦软件店里那种盒子包装的产品。实际上，微软的产品销售，最大一部分是大企业用户，是以大批量许可证的方式拿到微软的产品。比如税务等用户，是相当便宜的价格。还有一部分是给OEM的，非常非常绝大多数消费者，是买了机器以后，以OEM的形式得到。只有极少部分是放在连邦软件商店里那种盒子包装的，而且那样的定价也只是一个市场建议价，大家在买到时也不是那个价格。 在微软的后台产品中，服务器、防火墙、数据库、电子商务服务器，是微软在中国主要的业务来源，其在价格上更极具竞争力。12类服务器有8大类在中国销售。 《新经济周刊》：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因此遭到了重创？ 高群耀：这样的评论是不负责任的。微软在中国的业务非常的好。新的财报还没有出来前，我也可以告诉你，2001财年的业绩是1999财年的2.5倍，而这个财年的增长不比这个数量小。而且微软在中国的成长，快于微软全球其他分部，也快于中国软件同行的平均水平。 《新经济周刊》：微软在中国的业务，与事实上的投入相比，达到了理想状态吗？ 高群耀：微软在中国的各种分支机构，仅次于美国。是微软在美国之外最完整的子公司，在组织结构的设置、在人员数量(近千名员工)上都是有规模的。但微软在中国的业务额比起其他65个分支机构，都还差得很远，还不如中国的香港与台湾。这里面有一个深刻的市场原因。中国IT产业最近会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但在国外，IT产业中软件与硬件的市场比重为1：1，在美国甚至已达到6：4。软件和服务在发挥着灵魂的作用。而在中国，软件与硬件的比例为1：10，相差十倍。中国的软件产业还真的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产业。但同时，中国的变化之快、之迅速、之剧烈，是惊人的。我不相信其他国家历史上还会发生这样惊人的变化。 《新经济周刊》：微软在中国，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国人对它有着微妙的敌视心理。您怎么看？ 高群耀：我想这与我们的沟通不够有关。微软在中国那么有名，但真正了解微软的可能不是那么多。微软在去年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这说明微软一定是做对了什么。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在华尔街连续32个季度季季超过投资者的预期值呢？微软所处的这个位置，必定会带来更高的期望与要求，大家对它的特别的关注也是正常的。 所以，我现在即使再忙，每个季度也一定要和一些媒体的总编沟通一次。其实我也没有宣扬什么，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做些什么。事实上，微软在中国的名声，在过去的两年中已经起了非常大的改变。 个别对微软的评价，不管是否出于商业竞争上的原因还是什么，也的确欠公平。 我本身是中国人，我所做的事对公司要负责任，对祖国也要负责任。否则我是做不好的，心里也是挣扎的。公司有公司的利益，国家有国家的利益。我要做得好，就必须找共同的东西，双赢的方案。这是我在这里辛苦的工作也不晓得累的原因。晨报记者刘书／文 不露声色的飞翔--内敛高群耀 高群耀个子不高，戴无边眼镜，眼睛总睁得圆圆的看着你，脸上笑意诚挚，多少给人些天真感。他作为吴士宏的接任者，在微软(中国)的四面楚歌中开始了炫目的飞翔。两年间，高群耀将微软在中国的形象从谷底扶摇直上为积极与健康。不善言谈的他，却在政府关系、企业关系与媒体关系间游刃有余。 他是那种标准的读了很多年书的人。“我已过了不惑之年，但真正工作的时间却很短，也就十年而已，真是做了一辈子的学生。”高博士因此在员工中有个绰号叫做scholar(学者)，他对这个称号总是有些腼腆地接受，并让人看出心里挺乐意的样子。 微软巨大的名气与张扬的个性，并没有改变高群耀内敛的性格。在许多重要的场合，你可以看到他从来没有人陪伴，一个人悄悄地坐在不显眼的位置上。宴会之后，他也会悄悄地离去。一切张扬的字眼均不适于描述他。 高群耀喜欢用数字说话。做事像很多跨国公司老板那样讲规矩，一板一眼。但深入接触，会发现他骨子里性情中人的本色。谈得拢时，他会热情洋溢，说些很多心里的话，包括知识分子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高群耀做事没有一鸣惊人的效果，但他已在不露声色之间，改变着微软在中国的形象，在中国的策略，在中国的命运。因此他被比尔·盖茨刮目相看。“我做事务实，脚踏实地。喊政治口号、空空洞洞的东西，是我万万做不来的。”如果你问他在2001年都做了些什么，他会告诉你他只做了四件事，他认为说这个那个都做，是根本做不好的。他也特别强调最终的效果，如果是100分的主意，只有30%的实施效果，他宁肯选择50分的主意，用100%的力量去实施。 在高群耀那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简单的，朴素与达观的。他刚来微软时，没表任何雄心壮志，只用一个简单的寓言告诉员工：事情是人做出来的，答案就在我们自己手里。“我这个人有中国人的犟劲。就是人们说的执著，做什么事抓住它就不放。” 他会坦白地承认，“连卖冰棍的老大爷都知道我这个差使不好干。坐在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的位置，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有不同的事要处理。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和好的心态，很难维持，真是酸甜苦辣都有，真的非常不容易。” 高群耀说，面对的困难永远远远地诱惑着他。他非常现实地每天锻炼身体，早六点钟就起来跑五六公里，常年不辍，“这也是一种心理放松方式”。他喜欢用围棋的思路来磨炼自己的心态：“如果把面临的一个难题看成是一盘棋的话，局中肯定有赢有输，你就不会盯着失利的地方影响心情，会以积极、进取，想办法解决的心态来看。你要是把棋阵解开，你就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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