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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的人都难免惊异，这里18000多名员工办公室里的陈设和住宅房子的款式，居然没有重样。尽管“穿着自由”已是微软人的举世闻名的特征，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仍会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一个地道的微软人，看上去活像一个邋邋遢遢的嬉皮士，用形形色色的服装把自己包裹起来。牛仔裤、T恤衫、毛衣、衬衣、羽绒衣。尺寸不合身材，衣料不合季节。夏天可能穿棉袄，冬天可能穿短裤，五颜六色，形态各异，质地精良但却皱皱巴巴，价格昂贵但却决不显山露水。他们好像什么都可以穿，就是不肯穿西服打领带，这叫不少西服革履的来访者不免觉得自己“很傻”。尽管人们全都知道这是一个造就成千上万科学家和百万富翁的地方，但在一群微软人中间，没有人能分辨出，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世界级的荣誉，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钱。
服装的选择与人的智力并无直接关系，但智慧的弘扬必定要求个性的发展。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明白，穿着方面的任性放纵或者形格势禁，乃是一种大文化的反衬。作为一个访问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胡玉衡教授在来到研究院的第一天曾经“西装笔挺”，但他立即就发现这是属于“过度着装”。他说他由此了解到，“开放、自由和不拘泥于形式是微软研究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凌小宁身上。八十年代中期他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在北京跑遍一条王府井大街终于买到一身西服。那时候我们国家卖西服和穿西服的都很少，但他认定在美国是一定要穿西服的。不料后来他在俄勒冈州求学5年，又在微软工作7年，居然一次西服也没有穿过。到了1998年夏天他要回到中国来工作的时候，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告诉他，一定要在美国买套西服带回国内，必定有用。凌小宁回到国内，但见西服遍及街头巷尾，甚至一老农开着拖拉机行走田间也身着西服，不禁感叹：太平洋两岸孰东孰西？
说到“孰东孰西”，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有这个问题。
1999年春天到夏天的几个月里，这地方真叫热闹。免费饮料室里，各种饮料的消耗量日愈增加。这些人什么都爱喝，既喝咖啡、可口可乐、利顿红茶或者加了冰块的矿泉水，也喝中国绿茶和各种果汁。事实上，聚集在这里的人无论是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都是华人，就像侯德建的歌中所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你就算走到他们中间，也无法分清谁是美国化的中国人，谁又是有着中国背景的美国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种种性格和风尚，只能使用“亦中亦洋，亦东亦西”来描述。这是一大群绝顶聪明的人，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散漫、独立、傲慢，但也懂得不失时机地对他人表示尊重和理解。说话直截了当，伶牙俐齿，脑子快，嘴更快，中文夹着英文，来回穿插跳跃自如，听者也不会有勉强的感觉。你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他们想什么，但却永远不会知道他们财产有多少。不像我们这些纯粹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人家口袋里有多少钱，但很难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也即所谓“人心隔肚皮”。他们既吃西餐也吃中餐，既吃三明治也吃方便面，吃饭的时候仍然在使用筷子，但却已经不肯像中国人那样伸长胳膊去夹菜，而是像西方人那样，把盘子端过来，一边转来转去，一边说着“turnaround”———“转一圈”。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像美国人一样低声说话，也像中国人一样高声喧哗，讲“荤笑话”并且哈哈大笑。他们喜欢穿没有商标的衣服，没有裤线的裤子。款式简练，质地精良，价格昂贵，但旁人却看不出贵在何处。尽管衣着随便，但每天早上必会一丝不苟地洗澡刮脸，并且嘲笑那些没有天天洗澡的中国人身上有一股异味。他们在北京的卡拉OK歌厅里面，很地道地唱外国歌曲，但也唱《游击队之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和《洪湖水浪打浪》。他们喜欢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又像美国人那样惊叹中国的交通拥挤，身揣驾驶执照，家藏高级轿车，但却永远不敢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车。与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中国人常会有的拘谨和尴尬。在中国人群中沉默不语的时候，你闻不到他们身上的“洋味道”。他们疯狂地工作，也疯狂地玩。关注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关注股市每天的行情。在研究院里，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肯称呼职务———比如什么“李院长”、“张首席”、“沈主任”、“凌总工”之类，而是叫“开复”、“亚勤”、“哈利”、“小宁”。从美国来的访问学者胡玉衡说，他发现“这里有一种只叫姓名后两个字的文化”。不过，这些人一旦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学校，也会不住口地叫人家“某院长”、“某教授”。
事实上，职位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的确是很轻的。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人拥有权力才尊重他，更没有人会仰仗自己的权力对旁人颐指气使。比如张亚勤就更加在意他的“首席科学家”的头衔，并且在名片上把它排列在“副院长”之前。他说：“在美国，首席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权威的一个职务。”当一位记者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询问他，“首席科学家”和“院长”两个人究竟谁领导谁的时候，他说：“开复既是院长也是科学家，而且是世界级多媒体权威。”听上去他更加尊重李开复的学养而不是李开复的权力。不过，记者还在刨根问底地追究，如果“院长”和“首席”的意见不同，谁听谁的呢？“他是个思想非常开放，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人。”张亚勤继续说，“我们是一起讨论，达成共识。如果有不同看法，那他会做他的事，我去做我的事，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谁错了谁就改。这是科学研究的做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作为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只把握方向，其余方面让别人去做，任何想法都可以去试。重要的是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就什么时候停下来。因为与自己观点不同，就用职权来限制他人，这不是做科研的态度。”（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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