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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春节前夕，母亲在县医院做了胃切除手术，我在母亲身旁伺候。同病室一位陪床小伙子听见我的姓名后，说看过我的文章，于是就有了很多话题。那时母亲刚刚能够靠着棉被和枕头坐起身来，还没有力气和大家说话，当小伙子说起好多作家都换了“笔”，用电脑写作有如何如何好处时，一直没有吱声的母亲，很轻声地和我说：“这玩艺儿这么好，咱们也买一台。”
买电脑这想法我不是没有过。我喜欢写，写起来是一种享受，然而抄起来却是一种折磨。于是“想办法”让妻子帮忙：我因此学会了做米饭、煮饺子，包下了刷碗、生炉子；她因此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行楷字，“理乱麻”（识别我的“草”稿）的能力达到了高水准。最要命的是，有时把稿子寄出去后，编辑部迟迟收不到，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好再去一张一张地翻检那个横七竖八的草稿堆，好不容易找到了，又轮到妻子面对那团“乱麻”发牢骚——电脑的好处千万条，而我想买电脑的动因，主要是解决抄的问题。我和妻子是同一棵树上的“烦恼果”，我有这想法，她也就不太反对，只是我俩都担心过不了母亲这一关。
现在听到母亲这么说，我也并没有大喜过望，因为母亲不知道买电脑要花多少钱。
“那可不是贱东西，怕得一万多块钱呢。”我说这话时，母亲的脸上竟没有显现出惊讶的表情，仍然很轻声地说：“用得着，就买吧。”
望着母亲，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酸梨。
从我记事起，就经常闹头疼。我的这种周发性头疼虽然不甚严重，也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父亲几次用独轮车推着我到几家医院去诊治，也未见大效，仍然每隔半月十天就疼一次，每次都由母亲到“代销点”花一两毛钱买一两个酸梨给我吃。吃着酸梨的时候，头疼就好像轻了许多。那正是我们村“一个工分儿两毛钱”的年代，有这么点小病就受到如此厚待的，在当时的我们村来说，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村名为“小庄”，其实并不“小”，每次母亲去买酸梨，都要跑上半天。一次，母亲又要去为我买酸梨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妈，咱们一次买一块钱的酸梨吧，我啥时候头疼了就吃一个，也不多吃，省得你总去买。”母亲连想也没有想，就说：“你这孩子净说傻话，哪儿有一起买一块钱的梨放着的？”
听母亲这话的时候，丝毫没有觉得母亲小气；当我真的把一台新电脑安装在书房时，真切地感到：母亲大方了。（刘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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