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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电脑乔布斯去年总收入高达3.81亿美元，对于“沉默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2001年无疑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未来的年份，而《财富》杂志最新解密的CEO薪酬数字更让他们感到焦虑不安：在该杂志的CEO薪酬10年风云榜上，苹果电脑公司斯蒂夫·乔布斯去年的总收入达到了3.81亿美元的惊人数字，成为去年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在西方管理学的概念里，CEO通常被戏谑地贴上“文明世界的掠夺者”标签，围绕着CEO薪酬展开的制度安排也被称为“高速公路上的抢劫”，《财富》杂志认为，这一切实际上是CEO、董事会、薪酬顾问以及政府多方合谋的结果。 文明世界的合法掠夺者 1950年的夏天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全世界的目光都被两大阵营的殊死较量所吸引。没有人注意到，就在整个世界陷入混乱的时刻，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法案，并把它郑重其事地放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案头等待签署。9月23日，《1950年收入法案》正式成为美国法律。《1950年收入法案》实际上是对美国税法的修正，它规定任何企业今后将有权向雇员发放一种新颖的货币——期权。 期权制度的安排令1950年以后的美国企业精英们受益匪浅，他们从此合法地成为“文明世界的掠夺者”。辛迪·威尔，这位当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年轻人就是该法案的受惠者之一。据北京青年报汤正宇报道，辛迪·威尔去年的总收入是1.51亿美元，而这位花旗银行领导者51年前最大的心愿不过是成为一名军校生。甚至是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CEO”的杰克·韦尔奇，他在1950年那个夏天的社会角色也只是一位高尔夫球童，尽管他去年总共从通用电气公司拿走了1.25亿美元。至于去年收入高达9200万美元的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利森，当年才6岁，标准的黄口小儿。 所有的理性与疯狂都从1950年的那个夏天发端，直到苹果公司CEO斯蒂夫·乔布斯最近获得价值8.72亿美元的股票期权——这是一个刷新了所有纪录的惊人数字。如果以总收入而论，CA电脑公司的王嘉廉无疑是美国有史以来身价最高的CEO：1999年，王嘉廉的总收入达到了5.07亿美元，至今还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纪录。 面对如此夸张的CEO身价，即便是最坚定地鼓吹自由经济的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怀疑：在经过了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之后，美国CEO阶层是否已变得过于贪婪了。美国特拉华州企业管理中心的主管查理斯·艾尔森表示：“目前各大企业为高层管理人员发放的股票期权简直有泛滥之势，很多时候股票期权的多少与CEO的实际管理能力并无多大关系。”就连负责为很多CEO洽谈过薪酬的律师理查德·科普斯也认为：“我以前曾担心自己的客户无法得到应有的待遇，但现在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麦克·詹森曾经写过多本有关CEO薪酬问题的论著，他的说法是“现在即使是我也感到困惑”。 他们用两只手管理公司，却用一千只手攫取财富 严格来说，《1950年收入法案》虽然为美国CEO阶层打开了另一扇通往黄金国度的大门，但是在整个的50年代和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部分时段里，CEO们攫取财富的途径与速度依然有限，他们收入的增长速度甚至还赶不上普通的蓝领工人。而且按照现代的标准，CEO们当年获得的股票期权更多地具有“精神鼓励”的意味：两万份期权在当时已被视为莫大的奖赏。然而几十年过后，CEO们显然已不再满足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与长进：从1996年到1998年，麦克·戴尔总共从他一手创办的戴尔电脑公司那里拿到了3800万份期权，尽管他早就以创始人的身份拥有戴尔公司3.53亿股股票。在这方面，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利森与麦克·戴尔几乎不谋而合：将近7亿股公司股票并不能让他满足，直到去年又拿到了2000万份股票期权。 美式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常常指出这当中的一个悖论：为CEO设计期权的出发点显然是为了使CEO的收入与业绩挂钩，但即使是在两万份期权被视为上限的年代里，美国标准普尔氏500种先行指数依然保持着11.3%的年增长率，美国国内的物价增长速度也从未离过谱。换句话说，期权并不天然地与业绩发生关系。而更严厉的批评矛头则对准了拉里·埃利森和麦克·戴尔：既然他们早就以创业者的身份坐拥大量股票，为什么还需要期权的自我鼓励？ 但不论如何，美国股市的黄金时代终于在1964年走到了尽头，美国企业的薪酬设计者们匆忙地得出结论：CEO们手中的股权形同废纸一堆，必须找到切实有效的物质手段来刺激CEO们的想象力和表现力。他们发明了“业绩表现股”这一新名词，规定CEO获得上述股票的前提是在特定时间里让股价上升到特定水平。这当中的逻辑是：股价不涨，CEO就不应当受到奖励。1984年，麦克·艾斯纳在一纸具有开创性的合同上签下他的名字，成为迪斯尼公司的CEO，其中关于薪酬部分的一个条款就是基于“业绩股”的制度考虑，它规定如果迪斯尼公司的股价上涨到某一价位，麦克·艾斯纳就将获得事先确定的薪酬安排。麦克·艾斯纳在随后的几年里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并在1989年拿走了5700万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风尚也在变。50年代或60年代时，美国公司的CEO们普遍相信，CEO不应该成为一个泛社会化的角色，甚至连领取高薪也被认为是只能在暗夜里展开的剧情。然而从80年代起，企业家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偶像，CEO们欣然加入了这场狂欢式的现代造神运动，并渴望在全美国薪酬最高的CEO排行榜上出现自己的名字。进入80年代，美国股市一夜间牛气冲天，期权重新成了让CEO们心跳加速的名词，美国期权文化的滥殇由此发端。 “董事会资本主义”捍卫CEO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CEO们会主动放弃他们对于物质世界的不懈追求，即使经过51年的演变，美国CEO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真正统治者。 研究企业史的学者试图把美式资本主义形容为“董事会资本主义”，并为此洋洋自得。在“董事会资本主义”的制度卵翼下，CEO被认为是实现公司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最佳工具。美国人更愿意相信，尽管包括斯蒂夫·乔布斯、杰克·韦尔奇等在内的CEO们用两只手管理公司，却用一千只手攫取财富，但包括期权在内的制度安排过去是、将来还将是实现公司管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CEO几乎就是美国人时刻顶礼膜拜的现代神祗。相比之下，即使是几乎同样富庶的欧洲，一年攫取高达9位数的财富仍然是被公众唾弃的恶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董事会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更像是为美国企业的全球出击准备的。在这样一个以全球为场景展开的狩猎中，美国人对CEO人选的关注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对CEO薪酬的重视，因为他们的船太大了，任何选择上的小小失误都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即使斯蒂夫·乔布斯虚情假意地把自己的年薪定为一美元，却从董事会那里抢走了创纪录的8.72亿份股权外加3.81亿美元，即使鲁伯托·戈伊苏埃塔在担任可口可乐CEO的16年间，攫取了超过10亿美元的惊人财富，美国人也对此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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