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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几百项CDMA核心专利技术的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股价一路下滑7%。造成高通股价下跌的原因是，有消息称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采取何种第三代移动电话技术(3G)，并表示在2002年之前不会做出任何决定。此前一天，由中国国内企业大唐电信与德国西门子共同研发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TD-SCDMA刚刚在北京实现系统间通话成功。不能说中国政府推迟对3G标准的选择与大唐TD-SCDMA的演示成功有必然联系，但起码在一个时间段内，推迟选择3G标准为时不我待的大唐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诞生：一个高风险的投资故事
大唐电信是信息产业部的直属企业，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第二代GSM窄带数字移动通信的研发。对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想法始于1995年春。
据大唐电信TD-SCDMA项目总设计师李世鹤回忆，当时国外对于第三代通信技术的研发早已开始、并且已经相对成熟，国际技术界对于中国自己搞3G疑虑重重：
首先，通信标准不是一个技术孰优孰劣的问题，其中许多非技术优越性的因素往往会成为一个标准是否被采用的关键，彼时的中国移动通信还相当不发达，以这样的身份提出技术标准，甚至会有被技术先行者卡脖子的危险。
其次，任何关于通信领域的投入――无论是建设还是先期研究都要耗费数以亿计的美元，如果哪一个环节突破不了也就等于白干；即使技术上成功了、甚或成为标准之一，但没有运营商愿意采用也是“废纸一张”。
但当时的大唐凭借的是来自政府层面和国内运营商的支持：“没有这些因素是不行的。当然，根本上讲，我们也详细分析了从九十年代开始搞的WCDMA，结果是发现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至今也还没有形成产业。没有这些基于科学的严谨分析，大唐也不会上项目。”
如今看来，大唐对于TD-SCDMA不啻与一笔高风险的投资。无疑，显见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这从3G标准之争逐渐演变为欧美各国政府政治、贸易谈判的核心筹码就足见一斑――据目前的保守匡算，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市场的总容量将达到上万亿美元。眼前的实例是正在进行中的联通CDMA设备招标采购就将带来价值300亿元人民币的直接定单，同时引发5000亿元人民币的整体市场规模。只要能在其中分一杯羹就足以令厂商开怀、更何况一旦大唐的TD-SCDMA后来者居上、被运营商采纳，届时的财富将是无法计算的。
1997年，国际电联开始向世界各国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时任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现大唐电信总裁周寰就在主持TD-SCDMA的前身、当时还叫做SCDMA的研发。
1998年6月29日下午，在国际电联规定接受各国第三代提案期限的最后一天，由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副部长杨贤足(现为联通董事长)、周德强(现为中国电信总经理)签署的名为TD-SCDMA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通过传真发到日内瓦国际电联总部。到6月30日截止期限，国际电联共收到包括中国TD-SCDMA标准在内的15个提案。
至此，大唐终于赶上了3G标准的末班车，投资终于离兑现近了一步。
竞争：斗智斗勇的故事
虽然离成功近了一步，但人们早在TD-SCDMA诞生伊始就产生的疑虑并非杞人忧天，这其中的竞争纠葛了太多的诸方利益牵制。
1998年6月30日之后的一年间，在十几次关于标准之争的国际会议上，多种标准草案之间的激烈竞争、融合，发生了许多“精彩而令人难忘的故事”。大唐的人这样总结：“在我国与会代表的不懈努力下，在信息产业部领导及电信运营企业的大力支持下，与国外其他标准提案公司间既团结又斗争。”
大唐的感慨绝对是肺腑之言，电信标准制式背后隐藏的商业利益、国家利益之争绝不比剑拔弩张的贸易战逊色，尤其是这些支持力量中包括了代表政府的信息产业部和由政府脱胎而来、或者一直享受政府倾斜性政策的中国的电信运营企业。在同时的一系列国际级电信会议上，信息产业部多次明确表示支持中国自己的TD-SCDMA方案，提高了TD-SCDMA的国际地位；包括电信和联通在内的运营商也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TD-SCDMA。
结果是：1999年10月底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电联TG8/1组第18次会议上，TD-SCDMA被采纳为第三代移动通信无线接口技术规范建议之一；2000年5月，国际电联无线大会上又正式将TD-SCDMA列入第三代移动通信无线传输标准方案之一，同时成为标准的还有欧日厂商提出的WCDMA和美国高通公司的CDMA2000。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唐终于与3G家族的主流标准站到同一起跑线上。
2001年3月16日，在美国加里佛尼亚洲召开的3GPP第11次会议正式接纳了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全部技术方案。由于3GPP负责具体制定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其成员包含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因此，被3GPP接纳，就意味着TD-SCDMA在被国际电联(ITU)正式确定为3G标准之后，又被全球电信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接受。
回头来看，来自政府的支持，来自中国这个全球潜力最大的通信市场的运营商的承诺一步步地帮助大唐把投资变成回报。
未来：乐观中的冷思考
诚如大唐总裁周寰和TD-SCDMA项目总设计师李世鹤所言：一项新通信标准的采用并非完全由技术优势所左右，但是，对于大唐这样一家在市场中赚钱的企业、一家上市的公众公司来说，如果逐力的最后制胜因素是政府扶持、是民族感情的话，也不是一个令人称道的现象。
――衡量指标也许更应该定位于投资建网的运营商们基于市场分析对3G通信标准的选择。爱立信(中国)首席市场执行官张醒生对于TD-SCDMA的评价是：“民族的必须是世界的、世界的必须是民族的。”
竞争对手之间自然忌讳互相品评，但张醒生很外交的辞令中起码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标准之争上，市场效益和经济指标之外的种种筹码可以为大唐赢得尽量多的时机，但涉及到具体的运营层面，牵扯到动辄成几十、几百亿美元的投资，任何一个运营商都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
毕竟，3G的主旨是最大限度地全球互联互通，经验丰富的重量级电信运营商们业务和网络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就连中国的运营商也在接受国际资本的考核，一个单项收费的传闻就能令联通和移动缩水千亿美元，那么，关乎未来数字时代地位的3G策略更是容不得运营商们有些须马虎。
UT斯达康总裁吴鹰曾经表示，TD-SCDMA的确在技术上具备优越性，但与相对成熟的WCDMA和CDMA2000来说，TD-SCDMA最缺的是时间：“频谱资源越来越稀缺、运营商都在圈地盘，还没有被占领的空白市场屈指可数。而一个新建网络稳定下来必要的过程不可缺少。这样，运营商不会静侯你的技术好了再动手，反而倾向于商用更成熟的标准。在这方面上讲，TD-SCDMA在和自己赛跑。”
其实，大唐比谁都明白这一点。周寰拿出的证据是：
考虑到我国现有的大部分移动用户是GSM网络用户，所以，大唐目前已有的技术支持GSM向TD-SCDMA过渡：“虽然平滑过渡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科学的说法，但我们的过渡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运营商的既有投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同时，由于联通已经在着手建设CDMA网络，我们也不会放弃这部分用户，只要运营商需要，我们也会拿出从CDMA过渡到TD-SCDMA的方案。”
同时参与TD-SCDMA的西门子(中国)副总裁于向国说：“不仅仅是TD-SCDMA在和运营商抢时间，WCDMA和CDMA2000都一样，事实证明，那些原有的技术不象大家想的那么成熟――预计的今年上半年商用被推迟，我们的TD-SCDMA也不象大家想得那么不成熟――拿出了通话演示，明年上半年拿出商用基站。”
与此同时，大唐也明白自己一家的发展速度有限，必须要集结更多力量。但国内电信设备制造商都已经对基于WCDMA和CDMA2000的技术研发投入巨资，仅就经济因素衡量，要他们改弦更张也非易事。这样，大唐继2000年2月25日公开TD-SCDMA部分关键技术和9项已申请专利后，又在2000年12月12日发起成立了TD-SCDMA技术论坛，论坛成员包括移动、联通、电信、网通、吉通、铁通六家运营商，还有中兴、华为这样的国内设备商以及阿尔卡特、北电网络、高通、西门子、UT斯达康这样的外资公司。
周寰的想法是：“中国在第一代、第二代移动通信标准制订上没有能力及时参与，从而导致国内移动通信制造业设备开发工作的滞后，在TD-SCDMA标准上，国内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将带动国内移动通信制造业的群体突破”。
但是，诚如国内通信制造业素有的“巨大中华”之称分别代表巨龙、大唐、中兴和华为四家领军企业一样，即使其他电信设备商加入了TD-SCDMA技术论坛，但他们是否会采取实质性行动就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尤其是换代通信技术的研发是一项耗资庞大的系统性投入，这几家公司已经分别在CDMA2000和CDMA2000这两种制式上投入极大财力和物力，中兴甚至还具备了基于高通CDMA技术的机卡分离手机。
周寰没有对国内的竞争对手以太多评价，而是声称TD-SCDMA肯定能成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标准：“我相信它会是一个全球通行的标准，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都要根据自己的投资回报以及市场预期做出选择，成本收益比是现实的数字，大家都会有明智选择。另外，据说我所知，许多国内厂商都已经着手TD-SCDMA的研究，就连美国高通和日本厂商也对TD-SCDMA投入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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