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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间，在今天的河北境内，曾经有一个名叫木兰围场的原始森林，康熙帝将之划作皇家猎苑后，每年秋天携文武百官来此行猎。当时的木兰围场森林茂密，河水清澈，野生动物成群。但在清朝后期，由于国库空虚，八旗官兵的俸禄无了着落，官兵们便开始了开垦。再后来，清政府又开始出卖山林，以供采伐；到最后，整个围场的土地均被拍卖出去
供耕种。今天北京地区的飞沙走尘，均与过去数个世纪内发生在北京附近类似的故事有关。
同样的生态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屡屡发生。发生在英国中古时期的“公地的悲剧”就是著名的例子。
“公地”(commons)制度是英国当时的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无偿提供给当地的牧民。然而，由于是无偿放牧，每一个牧民都想尽可能增加自己的牛羊数量，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牧场最终因过度超载而成了不毛之地。
1968年，美国学者哈定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一文。他指出，人类过度使用空气、水、海洋水产等看似免费的资源，必将付出无形而巨大的代价。自此，“公地的悲剧”已成为在环境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
在思考新旧媒体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同样想到了“公地的悲剧”。
在我看来，互联网可能出现的“荒漠化”或“公地的悲剧”的，恐怕不是技术条件，而是内容资源，以及与内容相关的注意力资源。
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媒体，它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提供了海量信息。单就数量而言，信息的供给远大于需求。不过，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抱怨：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并不多，所以就质量而言，我们就难说信息是供大于求的。
有人会反驳说，网上有质量的信息多得是，你说有价值的信息不多，是因为你不会找或者没有花时间去找。从理论上讲，这是对的。但正如凯恩斯说的，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人固有一死”这条看似只属于哲学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的前提。我们都熟悉马克思的“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省”命题，我们也可以说，一切资源的稀缺都是时间的稀缺。说网上缺乏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是指我们难于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高海伯(M.Goldhaber)首创“注意力经济”的概念，其实是发挥了时间是最终的稀缺资源的思想。人的注意力是一种不可再生和复制的准天然资源。注意此，就不能注意彼。所谓注意力经济，就是在信息量巨增的环境下，围绕争夺注意力这种稀缺资源而进行的经济。“注意力经济”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被迅速地庸俗化了。不少人把注意力经济狭隘地、功利化地理解为以金钱换名声或以名声换金钱的“炒作经济”、“做秀经济”。于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网络经济常常围绕网站的“面子”、“名号”做文章，而不是围绕网站的内容建设做文章。许多网站所“烧”的钱，都是为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名声而“烧”的。漫无边际地搜索和浏览，长时间地接触重复的、平面化的信息，都是对注意力的巨大浪费。这使我们想到了信息与知识的区别。简单地说，知识是人
经过精心研究(research)和领会(have a true grasp)后的信息，即被深度注意、处理后的信息。一个内容提供商所能担当的，应该是知识导航和知识集成的角色。它所提供的内容，说到底是深加工后的而不是粗放的信息。这种内容上的深加工，恰好像把水库里的水变成自来水，又如何把自来水变成纯净水，甚至利用自来水做成橙汁之类的饮料。
有人把中国的ICP戏称为Internet Copy and Paste，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满足于Copy和Paste的内容提供商是没有竞争力的。ICP的竞争力何在？在于你提供的内容中注意力的含量。注意力含量决定了信息的质量―――它是知识还是简单的信息。满足于复制和粘贴的ICP是极容易被复制、被替代的。这样的ICP越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但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这种竞争只是一种“低水平过度竞争”，竞争再激烈，也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多个”实际上是“一个”。
真正的竞争不应该以打倒对手为出发点，而应该首先从如何“打倒自己”开始。“打倒自己”，就是努力使自己尽快扬弃既存的模式，探索出与众不同更与自己以前不同的模式，不是在一条众所周知的套路上追赶或围堵对手，而是在“独僻蹊径”、“异军突起”上做文章。
换句话说，不是对既有的蛋糕趋之若骛，一心想去切蛋糕，而是去做新的蛋糕。
具体到媒体领域，从“切蛋糕”转向“做蛋糕”，就是把目光从大众转向分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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